相比于乡村美景，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对话侗族作家袁仁琮

　　袁仁琮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侗族作家，他从1956年19岁时开始发表作品，除“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而停笔外，多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特别是近10年来更是老当益壮，创作了长篇小说《血雨》《穷乡》《难得头顶一片天》《太阳底下》《梦城》，以及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修订本)和《庄周》等。2014年，这位77岁的作家又推出了百万字的反映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发展变迁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今天，结合作品，追忆其走过的文学道路，对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感悟愈加深刻。

　　杨玉梅(以下简称杨)：每个作家都有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您在1950年代就走上了文坛，这既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估计也跟您所处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吧？

　　袁仁琮(以下简称袁)：是的。我出生的贵州天柱是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清水江水路交通方便，随着木材的外运和货物的输入，受湘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种文化影响较深。我老家蓝田碧雅村，山高谷深，四五百户人家，却有清末文秀才两位，武秀才一位，还有一位贡生。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从山外请来的一位清末秀才，姓江，名中兴，还是天柱籍北伐著名将领王天培的恩师。山里人喜欢书，尽管很穷，有书本、笔墨纸张的人家却很普遍。

　　不过，我搞文学创作完全出于偶然。像我这样出身贫苦的山里孩子能到县城读书，靠的是政府发放的援助金，乡亲父老和家人欣喜异常，我自己也是说不出的高兴，有一肚子话想说。1956年暑假，我因病回到家里，没法干活，便经常坐在河边冬青树下乘凉，胡思乱想。当时，我已经接触一些文学作品，自己也想试试。没有稿纸，就用白报纸密密麻麻地写了独幕儿童话剧《小花和尚看梨》，糊里糊涂地寄出去，想不到年底就发出来了，收获50元稿费。那时候，5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学校教师的月薪也不过50元上下，第一次尝到用作品赚钱的甜头，难以用语言表述。此后近60年的创作历程，收获更多了。文学能帮助人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享受美中受到教育，净化心灵。

　　杨：文学创作需要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您坚持写作一辈子，有没有感觉创作资源枯竭的时候？

　　袁：我感到的是时间不够用。创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我注定要和文学相随一辈子。我家里除了电脑、单反照相机，就是满壁满地的书。除了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我是学会顾问)组织的采风活动，有了余暇便和妻子一起逛公园，亲近大自然，放松一下。我熟悉不少农活，木工手艺不错，还学了摄影，教了一辈子书，还钻进故纸堆里，和古人打交道。想写的东西真不少。

　　杨：新近出版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在我看来，既具有历史小说的深刻思考与总结回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您在《自序》里也说了“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在这样一部厚重之作中，您想寄托什么样的情怀？

　　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但不少人不理解改革开放，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我觉得这里面涉及许多大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们要不要站得更高一些，胸怀更宽阔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要不要承认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有了挫折包括大挫折应该抱什么态度？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作家应该想明白，也是全国人民应该解决的思想问题。否则，我们是无法轻装前进的。这是我写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的出发点。

　　我出生于1937年，对本地解放前的许多见闻记忆深刻，对解放后贫苦农民翻身的喜悦、他们经历的种种挫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亲身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后期被当成坏人清查、批判。我早些年就想写这一题材，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时机也不成熟，没有下笔。我钻研了中国历史，联系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的发展状况，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我得益于这些研究，否则，视野和心胸都开阔不起来，无法站在高处看待中国从解放前几年到粉碎“四人帮”这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无法得出“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这样的看法。我相信这样的看法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这样的认识角度，对我来说，是一次自我认识的大超越，是思想的一次升华。

　　杨：“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虽然这个主题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但是在阅读中，我真的是读到了这层含义。比如第一部作品《太阳从西边出来》，开端特别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解放初期清河县玉田镇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令人触目惊心，直到解放军队伍唱着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驻玉田镇，才让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您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对旧时代生活有切身的体会。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写民族历史的小说，往往美化了民族传统生活的诗情画意，而淡化了旧时代现实生活的矛盾与困境。而您这部作品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再现了民族艰难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真实记忆。

　　袁：旧社会的腐败和不平等，渗透在每一个角落。当时，蓝田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离天柱县20多公里，离我家17公里，依然是侗族地区，但对于山里人来说，那里就是“大地方”了。小镇上的人也认为自己是“大地方”的人，看不起乡下人，称山里人为“野佬”。“野佬”是各种鄙视的综合，落后、肮脏、原始、贫穷、无知全包括了。

　　特别难以忍受的是穷困，我走几里山路去上小学，早晚两餐全是吃杂粮，中午只能带两个红薯，大冷天穿草鞋。我父亲是铁匠，靠给别人打家什赚不了几个钱。这是封建等级制度长期统治造成的痛苦。农民们生活在美丽的山乡，他们并不认为山山水水有什么看头，关心的是吃穿住和传宗接代。一些作家进了城，过得好了，忘了家乡人的痛痒，以闲人的眼光描写农民并不感兴趣的山水和风花雪月，是对农民冷漠的表现。我以为要关心他们真正痛痒之处，他们才可能真正得益。乡村美景不是不可以写，但比起农民的痛痒来，太次要了。

　　杨：《破荒》塑造的人物众多，而且每个人物都鲜活生动。比如游龙庭这样的党的干部，没有脸谱化概念化的描写，而是从“人”的需求，从其精神生理、事业爱情与家庭生活等多方面来刻画人物，真实可信。如此多的人物命运构成了生活的广阔、内容的厚重、思想的深刻与人性的丰富，使得作品呈现出史诗风格。这样的书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您是如何驾驭这么多人物的？

　　袁：《破荒》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农民、老板、伪县长、地主、教师、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开明士绅等，计90余人之多，绝大多数有我熟悉的生活原型。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自然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破荒》里的人物各有各的身世、经历、性格、兴趣爱好，以及说话的特点、待人接物的习惯。我都像尊重身边的活人那样尊重他们，没有按照作者的意志强迫他们做这做那。不得不委屈他们的时候，我也尽量安排妥当，做到合情合理，不生拉硬扯。我写过不生动、不丰满的扁平人物，细想起来，是因为对描写对象不熟悉的缘故。不熟悉，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势必出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结果。

　　既然是艺术创作，当然有个将生活艺术化的提炼过程。不过，我的这种提炼，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不凭空想象。

　　杨：《破荒》充满了浓郁的侗族文化韵味，但是这个文化韵味不在于表面的风尚习俗，而是体现在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是人的宽容、正直、善良与和谐之美。

　　袁：写民族性和写人物一样，重在内而不在外。善良正直、多情好客、坚韧不拔、外柔内刚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共性，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侗族人普遍具有感情细腻、善于忍让、讲究和谐的特点。写外在的地域风光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人，离开人物写环境，写得再细致入微也生动不起来，没有灵魂。

　　缺乏民族性的作品是没有根基的作品，犹如一棵树，不是植根于深厚的土壤里，是无法存活的。当然，事物是多方面构成的，单有民族性而缺乏开放的眼光，也会成为井底之蛙，因而会使作品失去其普遍意义。

　　杨：《破荒》的价值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究，也期待着您继续写出新的优秀作品。

　　袁：我现在正在写长篇历史小说《孔子》，我还想写本论著《我读孔子》，再写一部反映教育领域生活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如果可能，还会继续不断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