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京味小说”的当代作家

　　生长出京味小说的，是一片滋润丰沃的土壤。地域文化无可比拟的蕴含量，范本所造成的较高境界，都有助于后来创作的生长繁荣。新时期一时并出的数位京味小说作家，虽各怀长技，创作成就互有高下，却共同维持了作品质量的相对均衡。在水准起落不定的当今文坛上，能维持这均衡已属不易。构成这严整阵容的个体都值得评说，我们就由邓友梅说起。

　　邓友梅：寻找自己的笔调

　　我没有条件描述发生在邓友梅那里的“寻找属于自己的笔调”过程。他自己的话或许可以作为线索：“我打过一个比喻：刘绍棠是运河滩拉犁种地的马，王蒙是天山戈壁日行千里的马，我是马戏团里的马，我的活动场地不过5平方米，既不能跑快也不能负重。我得想法在这5平方米的帐篷里，跑出花样来，比如拿大顶，镫里藏身……你得先想想自己的短处，然后想辙，想主意。”“每个作家好比一块地，他那块是沙土地，种甜瓜最好；我这块地本来就是盐碱地，只长杏不长瓜，我卖杏要跟人比甜，就卖不出去。他喊他的瓜甜，我叫我的杏酸，反倒自成一家，有存在的价值。”说得实在。邓友梅并不自居为天才，而以终于能经营自家那块地上的出产自乐，并且更理解选择——尤其笔调的选择——对于作家的意义。

　　邓友梅并不专写京味小说，但他自信“我的作品不会和任何人撞车”。他明白自己的短处，自知、知止，于是就有了节制。写京味小说，邓友梅选材较严。他很清楚题材对于他的意义。他不追求“重大主题”，他称自己所写是“民俗小说”，且善能藏拙。邓友梅有极好的艺术感觉、语言感觉，写来不温不火；即使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如《“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笔下也透着干净清爽。他不是北京的土著，以外来人而不卖弄方言知识、不饶舌，更得赖有自我控制。因材料充裕、细节饱满，也因相应的文字能力，自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而不必玩花活。节制中也就有稳健、自信。

　　邓友梅也并不缺乏写人的能力，尤长于写文物行中人，甘子千、金竹轩一流，有文化气味，又非学士文人，介乎俗雅之间，正与他的小说同“调”。

　　刘心武：笔触探向底层

　　似乎是，到写《钟鼓楼》、《五一九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刘心武才把“京味”认真作为一种追求。他的《如意》、《立体交叉桥》写北京人口语虽也有生动处，却只能算是“写北京”的小说。

　　刘心武并无意于追求纯粹京味，他的兴趣也不大在形式、风格方面。由《班主任》到《立体交叉桥》、《钟鼓楼》、《公共汽车咏叹调》，他始终思索着重大的，至少是尖锐的社会问题。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知识分子叙事人，即使不便称作思想者，也是思索者。出于其文学观念，刘心武不苟同于时下作为风尚的“淡化”、距离论，宁冒被讥为“陈旧”的风险，有意作近距离观照，强调问题、强调现实性。他以其社会改造的热情拥抱世界，即使那嫌恶、那讥诮中也满是热情。在这一点上，他的气质略近于某些新文学作者：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现实感，以文学“为人生”到为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目的感；少超然物外的静穆悠远，少玄远深奥的哲思等。不只是为适应自己的才智而选择对象，也是为取得最适宜的角度对社会发言。

　　京味小说作者之所取，往往介于雅俗之间：胡同里未必有学识却未必没有有教养的市民。刘心武偏不避粗俗，把他的笔探向真正的底层，那些最不起眼的人物，那些因物质匮乏生存也相应渺小、常常被文学忽略的人们及其缺乏色彩的生活。不以“纯粹京味”为目标，和对于底层世界的注视，使他保持了对北京文化变动的敏感。“立体交叉桥”无论对于作者的社会生活认识还是作品中的生活世界都是象征。他企图以这意象喻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活的“立体推进、交叉互感”。而他追求的现实感、变革要求使他较之其他京味小说作者，更少对于古旧情调的迷恋，也就更有可能注意到那些于老式市民社会“异己”的东西，无论其何等粗鄙。

　　当他直接以作品进行北京市民生态研究时，个案分析通常为了说明“类”。他使用单数想说明的或许是复数“他们”。因而他时常由“这个人”说开去，说到“北京的千百条古老的胡同”“许许多多”如此这般的人物。他力图作为对象的，是普遍意义的“北京胡同世界”，并将这意图诉诸表达方式。类型研究、全景观照的热情，流贯了刘心武的近期小说创作，与其他京味小说作者关心对象、场景的限定，有意紧缩范围，也大异其趣。

　　汪曾祺：

　　感受平淡中的情趣

　　汪曾祺的京味小说不多，也并非篇篇精彩，因而迄今未以“京味”引起普遍注意。人们更感兴味的，是他写高邮家乡风物的《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之类，却不曾想到，汪曾祺以写故里的同一支笔写北京。汪曾祺的京味数篇中，我最喜爱的是《安乐居》，其由内容到形式处处的散淡闲逸，最得老北京人的精神。

　　此作所写人物生活，琐细平淡之至。汪曾祺却由这淡极了的淡中咂摸出淡的味，令人由字里行间触到一个极富情趣的心灵。在现代社会，固然有人忙迫地生活，卷在时代大潮里；也有人更有余裕细细地悠然地品味生活，咂出从未被咂出过的那层味儿。在汪曾祺本人，决非为了消闲和供人消闲。一篇《云致秋行状》，于平淡幽默中，寓着怎样的沉痛和不露锋芒的人生批评；《安乐居》提示一种易被忽略的生活形态及其美感，也同样出于严肃的立意。那种世相，在悄然的流逝中，或许非赖有汪曾祺的笔，才能被摄取和存留其原味儿的吧。

　　较之其他年轻的作者，汪曾祺无论材料的运用、文字的调动，都更有节制。他也将有关北京人的生活知识随处点染，如《晚饭后的故事》写及缝穷、炒疙瘩，却又像不经意。妙即在这不经意间。情感的节制也出自天然。即使所写为性之所近，也仍保持着一点局外态度，静观默察，在其中又在其外。妙也在这出入之间。汪曾祺爱写小人物、艺人、工匠，其他手艺人，或手艺也没有的底层人，他本人却是知识分子。对那生活的鉴赏态度即划出了人我的界限。身在其中的只在生活，从旁欣赏的不免凭借了学养。

　　这些，都足以使汪曾祺即令有关作品不多，仍在京味诸家中占有一个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本书摘自《北京：城与人》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