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文学的高地

　　时光匆匆流逝，很难有空翻翻自己过去的作品。真是没有时间？恐怕不是，怕是引发回头一望的伤感。有的朋友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流淌和保存，我缺少这样的自信。在我目前关注现实的创作中，也常常被一些过去的事情和创作激励着。还能写下去，这种情感和力量源于何处？我终于在重新翻阅短篇小说《苦雪》中找到一点安慰。

　　《苦雪》这篇小说，这么多年过去，居然还能读，首先让我想到刊发它的《人民文学》杂志，同时还让我想到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帮助我的编辑和作家。65年了，《人民文学》杂志越办越好，成为全国最好的发表作品的平台之一，获得上是文学的高地。

　　说到我与《人民文学》的缘分，必须提到管桦老师。因为管桦老师是我与《人民文学》杂志的“媒人”。我与管桦老师是同乡，唐山人。很早就仰慕管老，他作词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一直爱唱。还有那篇入选课本的《小英雄雨来》和打动我的中篇小说《辛俊地》。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管桦老师，就被老人身上的艺术气息吸引。我见到管老那年，27岁的我当时在写通俗文学，他开导我说，你长得像年轻时的浩然，你应该走进生活，写出真正的有艺术品位的小说。我说在办公室工作没生活，他就亲自找我老家的县委书记，让我到渔村挂职深入生活，所以才有了我的创作转型。管老与他的儿子鲍河杨对我创作上的帮助很大，鲍河杨给我讲小说语言，讲尼采的哲学，我很快写出短篇小说《苦雪》，管老看后说：“小说品质不错，推荐给《人民文学》吧。”他就把小说推荐给《人民文学》杂志的王扶、崔道怡老师，小说很快发表了，这是我“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崔道怡和王扶老师都非常敬重管老，他的身上有文人风骨，有质朴、真诚和浪漫的艺术气息，有博大的情怀，管老去世这么多年，我每到清明节都要去墓地祭奠。管老画竹子，造诣很深，我们曾一起作画。我们还合作过一幅画，至今我一直珍藏着。

　　短篇小说《苦雪》被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部改编录制成了广播剧《喊海》，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醉鼓》被改编成话剧《鼓王》，在北京人艺剧场上演，同时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这两个短篇小说作品是几年前的，我自己都已忘记了。特别是《苦雪》这篇小说，发表于1991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后被收入年选本，译成英、法、日文字，同年获得《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3年后又获《人民文学》“昌达杯”90年代新人新作奖。

　　《苦雪》只是个7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对于我却有着值得珍视的意义。因为它首发在《人民文学》杂志。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是《人民文学》的订户，喜欢这本杂志，在阅读中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言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我真的很惊喜，也很感激当时未曾谋面就帮助过我的王扶和崔道怡老师。后来，崔道怡老师在一篇题为《又一个海的歌者》的文章中说，“《苦雪》并无俗气，却有‘大家’风范；其语言锤炬、结构经营、氛围渲染、题旨钩沉，都已颇见功夫，达到了一定品位。《苦雪》事件单纯精细，情节没有曲折跌宕，笔墨还是主要用在刻画人物和心态上。而其主旨，却是大到关乎人类共同长远利害，因此在1991年数万短篇中，它成为引起海外关注的佳作之一”(载《小说月报》1992年第10期)。《人民文学》杂志的老主编程树榛也非常关心我的创作，我感觉这里老师们非常敬业，对作者负责，不仅发稿，还能有非常务实的交流，使我明白小说既是来自现实，也应该走进心灵；小说在本质上有着极大的虚构成分，所以我们真实有力的叙事才更为重要。《苦雪》发出当年，《人民文学》又接连发表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播火者》和中篇小说《蓝脉》。

　　后来，王扶老师退休后，李敬泽老师继续编辑我的稿件。敬泽老师延续了老编辑的优良作风，对作家很好，对作品艺术品质要求更高。我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太极地》《伤心粮食》《破产》和短篇《镜子里的打碗花》等小说，一直到施战军接手《人民文学》主编，邱华栋、徐坤等朋友约稿，我的长篇小说《日头》有幸在《人民文学》杂志2014年第9期大篇幅选发。我对《人民文学》杂志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人民文学》杂志拥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可见大刊风度，大刊人气。

　　祝福《人民文学》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