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孤独，却自命不凡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巴卡卡伊大街》

《费尔迪杜凯》

　　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是从昆德拉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第一次接触到贡布罗维奇这个名字。昆德拉多次提到他，对他大加赞赏，并将他同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齐尔并称为“中欧四杰”——高傲的昆德拉痛恨被人称作东欧作家，反复强调自己属于中欧文学传统。

　　读过显克维奇、莱蒙特、伊瓦什凯维奇等波兰作家，再来读贡布罗维奇，会感到巨大的差异，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学世界——至少在表面上——充满了 荒诞、想象和游戏。贡布罗维奇以剧作登上波兰文坛。在20世纪20年代，他代表了波兰的荒诞派戏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性引入了波兰文学。可惜在相当 长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兴许同他的人生遭遇有关，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荒诞。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的地主家庭。田野、家庭教师、家庭图书馆伴随了他的童年。十来岁时， 他随父母迁居华沙。上中学时，他喜爱波兰文和法语，厌恶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时常交白卷。16岁时，贡布罗维奇就有写作冲动，想用文字描绘家族历史，但 最初的作品“由于过分稚嫩”被自己打入冷宫，从未发表。1923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但对专业毫无兴致。大学毕业后，他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 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任见习律师。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只不过，他用另一种目光看待这些人：“我从来就分不清 谁是法官、谁是犯人，有时还会同犯人握手。”正是在法院工作时，他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

　　1937年，贡布罗维奇写出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但这部作品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反倒为他招致了敌意。1939年，他航海旅行到布 宜诺斯艾利斯，不料，二战爆发，他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24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居无定所、穷困潦倒，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度日。反叛个性使他始终无法接近 阿根廷正统的文学界，用他自己的话说，甚至都忍受不了那些年龄超过二十七八岁的作家。有一段时间，贡布罗维奇生活得极为空虚和荒唐，在找到银行的工作后才 稍稍稳定，继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轻歌剧》，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春宫画》《宇宙》等重要作品。

　　1950年，贡布罗维奇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还在巴黎出版了几乎所有作品以及三卷本 《日记》，开始为世人所瞩目。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文学通行证”。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也开始重新打量他的作品。他的同 胞、定居美国的诗人米沃什曾写过洋洋数万字的论文，告诉世人“谁是贡布罗维奇”。

　　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再次改变了贡布罗维奇的人生轨迹。他回到了欧洲，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式开始了。关于阿根廷，他直率地说，他只是想爱它，可惜并没有爱上。

　　回到欧洲后，贡布罗维奇陆续在柏林和巴黎生活，却始终没有回到祖国波兰。1964年，他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玛丽·丽塔·拉布罗塞。1968年12月，他们结为夫妻，定居旺斯。在结婚仅8个月后，贡布罗维奇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

　　贡布罗维奇是以强烈的叛逆姿态登上文坛的，不仅作品如此，性格也是如此。米兰·昆德拉可谓他的知音。昆德拉说：“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 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在贡布罗维奇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 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害群之马”是昆德拉给予贡布罗维奇的最高评价。昆德拉眼中的害群之马还有：文学家塞万提斯、狄德罗、卡夫卡、布洛赫、穆齐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等等，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中不受疼爱的孩子”。

　　贡布罗维奇压根儿没指望得到“疼爱”。他从一开始就决裂，同传统决裂，同模式决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 谱。他的文字夸张、扭曲、怪诞；人物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

　　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贡布罗维奇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这是一部语调嘲讽、手法夸张、人物滑稽的小说。小说中的尤瑟夫是位年过 三十的作家，总是用在常人看来“不成熟的”目光打量一切——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清醒。正因如此，他的目光从本质上来看是绝对怀疑和悲观的。他明白，“什么事 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出现，无论什么事永远都不会到来，无论想干什么都干不成，无论想采取什么步骤都是徒劳”。这种意识让他时刻感到“一种非存在的 畏惧、非生存的恐怖、非生命的不安、非现实的忧虑”。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越是愚钝狭隘的见解，反而越是重要迫切。这样的人，自然为社会、为那些书中常常 提到的“文化姑妈”所不容。于是，老师平科强行将他变成十几岁的少年，逼迫他返回学校，也就自然而然了。一连串荒唐有趣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作者在写作时完 全打破了所谓的“使命感和庄严感”，采取极端随意的、不正经的笔调。比如，作者将月亮描绘成“挂在天上的屁股”：“这时那超级屁股升上了高空，向世界洒下 千万道令人目眩的光芒，而这个世界宛如世界的仿制品，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给涂上了一层绿色，并被上方熊熊火焰所照亮。”在词汇的使用上，贡布罗维奇也突 破禁忌，最俗最糙最反美学的词汇都敢用，甚至还生造词汇。小说几乎没有心理描写，只有行动，用行动揭示人物心理，塑造形象。在讲故事的间隙，作者又时常以 主人公的口吻发表奇谈怪论。细细琢磨，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深刻而又前卫的思想。作者甚至在小说的最后声明：谁若去读它，谁就大大受骗。这种精心的“随意”、 “出格”和“自我贬损”使作品获得了无边的空间和时间，想象的天地也就异常广阔。书中两个学生敏透斯和塞丰的鬼脸决斗，还有高级综合专家菲利陀尔和高级分 解专家反菲利陀尔的较量，谁都不会轻易忘记。但读者也不要被作者表面的“不正经”所迷惑。事实上，针对人性和社会的寓意及批判在书中处处可见。虚伪的教育 家、短视的文化界、肤浅的“半知识分子”、贪婪脆弱的地主乡绅及其他各色人等都成为作者讽刺、嘲弄和揭露的对象。作者在讲述一个人物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那 么多疾病，矛头难道不是指向整个社会吗？

　　读贡布罗维奇总让我想到昆德拉；读昆德拉也总让我想到贡布罗维奇。他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来自中欧，有相似的文学背景；阴差阳错陷入流亡的境 地；主要以长篇小说立足文坛并享有声誉；只写过为数不多的短篇，而且严格说来，只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们的小说都充满着某种游戏性。

　　游戏性意味着打破所谓的庄重和神圣，解构所谓的意义，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对贡布罗维奇来说，游戏性最能表现文学的独立自主。游戏性在相当程 度上也就是不正经，翻开短篇小说集《巴卡卡伊大街》，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都不太正经。贡布罗维奇的诸多小说说到底都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不太 正常的关系，他对正常的关系不感兴趣。不正常才有游戏性的空间和更多文学上的可能。《检查官克拉伊科夫斯基的舞伴》是篇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也颇能代表贡 布罗维奇的风格。小说中的“我”如此形容自己：卑微，僵化，柔弱无阻，且已病入膏肓，顶多活不过一年。看戏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理由，歌剧《吉卜赛公主》他竟 然看了30多遍。然而，就在他准备看第34遍时，由于求票心切没有排队，被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一把提溜出来。如此，“我”与检察官产生了关系。“我”自 尊心受伤，决意报复。但“我”是如何报复的呢——恰恰将卑微和谦恭当作了武器。“我”寻找各种机会跟随检察官，向他献花，为他付蛋糕钱，和他进同一家餐 厅，给检察官追逐的女士写纸条鼓励她接受求爱……检察官终于恼羞成怒，举起拳头时“我”却主动弓腰献上脊梁。卑微和谦恭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利器，具有无限 的杀伤力。《斯特凡·恰尔涅茨基的回忆》中，“我”的成长受到父母关系的深刻影响。“我”很早就注意到，父亲厌恶甚至仇恨母亲，常常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母 亲。对于“我”来说，生活之谜从这里开始，“这个谜散发出的团团迷雾让我陷入道德的灾难”。家庭、学校、战争、情感等因素最终将“我”塑造成“道德沦丧的 人”，或者说，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在“我”看来，“所谓爱情实际上和打斗有诸多相似。两个人打斗不也是又捏又掐，或者抱在一起撕扯”。最终，“我”竟建 立了自己的主义，并提出纲领：“我要求，把我的母亲切成小片，凡是没有足够热情祈祷的人，都可以分到一片。父亲也一样，把他交给那些没有种族观念的人，分 而食之。我还要求所有的微笑、所有的美貌和优雅都按需分配。至于无法证明正当的憎恶统统关到‘惩罚室’，严惩不贷……贯彻纲领的方法主要由咯咯咯尖笑和眯 细眼睛看人这两部分组成。”简直是太不正经了！可从这种不正经中，读者又可领悟到多少丰富的意味。我个人最喜欢的《宴会》是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的精品。它 涉及君臣关系。卑鄙丑陋的国王即将举行婚礼。大臣们为了阻止他给王国蒙羞，只好借助沉默和模仿这一武器：国王站起来，大臣们也都站起来；国王坐下，大臣们 也都坐下；国王打碎两只盘子，大臣们也都打碎两只盘子；国王跳起来，大臣们也都跳起来，国王捏死公主，大臣们也都捏死身边的夫人；国王惊恐逃跑，大臣们也 都跟着他逃跑……耐人寻味的一幕出现了：在民众看来，“这位超越一切的国王，正率领着他超越一切的军队，在做一次超越一切的冲锋”。游戏性需要天赋，需要 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天地，游戏性就是想象力和创作力，就是深刻思想的最好表现。

　　贡布罗维奇肯定是昆德拉的老师，他教会了昆德拉文学中的游戏性。昆德拉自有聪明和狡黠之处，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在他内心培育出一种怀疑精神，而游 戏性和不正经成为表达和散发这种怀疑精神的最有效手段。对于文学来说，怀疑精神更为宝贵，它反过来又将游戏性提升到近乎神圣的高度。

　　贡布罗维奇始终认为，“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也就难以避免。他 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 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 恐怕没有几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在祖国一直受冷落，一段时间甚至还被禁止出版。他同波兰知识界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以至于35岁离开波兰后，再 也没有回国。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阿根廷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块文学乐土——事实上，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那里的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 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 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享受到一点应有的评价和声誉。 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同样散发出浓厚存在主义气息的《费尔迪杜凯》实际上比萨特的《恶心》要早，但他却没有获得萨特那样的声望——是战争耽误了他， 是流亡耽误了他。

　　其实，流亡是贡布罗维奇的宿命。他自己也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的流亡、他的非波兰性，使得他进入更大的视野。因此，他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