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进（土家族）：在对抗中练习

　　有一段时间，我生活的小镇就像一座孤岛。孤独是四方漫上来的海水。偏远，闭塞，缺电，靠一柄手摇电话和外界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邮递员每周步行60里送一次邮件，来去急匆的身影，像远方不可确信的谣言。在近乎绝望的孤境中，我开始练习写作。我的意图是，以写作来对抗孤独，摆脱四面八方漫上来的海水。我试图通过文字来获得对抗的武器，并在练习中艰难前行，发现沿途的秘密。

　　像一个窥探者，我努力获取来自生活根部的秘密。那些隐秘的、细小的翠花，常常开在无人知晓的山冈。作为写作者，我的理想是，努力为它们喊出一片春天。事实上，我一直处于一种低处观察的状态。我在寻找来自生活局部的一些微光。我相信每一束，它都是局部的、微弱的、细小的，却又是温暖的、照耀的。这样的微光让我感到写作的温暖、生活的温暖、人性的温暖。

　　有一年元旦，我去参加饭局的途中，碰到一位双腿截肢的残疾人，仰倒在地上，怎么翻滚挣扎也爬不起来，从他怀里蹦出的两只苹果，滚进了路边的水沟。旁边围了很多人，却没有人肯上前帮忙，最后是一位过路的小工将他扶起，并帮他捡起滚落的苹果。我当时很震动。我在写作中不止一次描述过类似小工身上的“光亮”，那些“光亮”也许普通，也许幽微，但很珍贵。很多时候，我们的人性捡拾不起那一只滚落水沟的“苹果”，我们的写作也同样捡拾不起。但我固执地认为，文学应该承担那一份“捡拾”的责任。

　　我歆慕那些天赋禀异的作家，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汪洋恣肆和抵达远方的能力。但是我没有那么幸运。我从小乃至现在所处的环境，始终是一个文学和地域的双重边缘地带。平庸是我怀揣的一柄短刃，文学不能给予我一片想象广阔的平原，我只能在狭隘的空间里左冲右突。很多时候，想象构筑的远方就在附近招手，我却笨拙地无力抵达。为了等待一个词语的到来，我会在思想的荒野长久徘徊。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我一方面努力沉入本民族文化的深处去寻找“根脉”，去发现和书写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我也警惕少数民族作家身份带来的文学书写的单一性和狭隘性，努力克服文学心理上的“自闭”和文学修养上的“自恋”，尽量避免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标签”作用。

　　我的办公室紧挨一片商业门面，每天从窗外飘来的竞卖声和音乐声尖厉地敲击着我的耳膜，在我的心灵世界构筑另一个震荡的世界。无法逃避生活带来的搅扰和干预，需要时刻努力克制和抵御，才能回到自己安宁的世界。当然，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种对抗——写作意义上的对抗。商业化易使作家们的写作变得浮躁，但我必须告诉自己：慢下来，再慢下来。文学创作需要发出个体的独特声音，匆忙的写作只会带来赝品和垃圾。我同样不愿编织浅薄的抒情来拯救平庸。我甚至拒绝依靠抒情来获取有限的鲜花和掌声。往往，鲜花和掌声构成一种合谋人的假象，将文学带进艺术的沙漠。

　　文学给了我建筑内心宫殿的机会，使我在不断的练习中逐渐找到打开生活真谛的钥匙。我珍惜文学给予我的恩赐。我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对抗。我知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定具备挑战难度的自觉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