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石淑子：萧红是能屹立世界之林的作家之一

　　在平石淑子看来，是因为萧红的一生映照了那个时代，所以她自身也变得特别富有魅力，而关于她的研究也就变得特别激动人心。

　　虽 然英年早逝的萧红留在世上的作品算不上多，她却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数能引起国外学者研究兴趣的一位。比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就译有《呼兰河传》、《生死 场》、《商市街》、《染布匠的女儿》、《萧红短篇小说选集》，还出了一本《萧红传》。在日本，日本女子大学文学系教授平石淑子因为大学时代师从日本鲁迅研 究第一人丸山升而开始萧红研究，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丰富了萧红1936 年在日本时的资料。

　　B=外滩画报

　　H=平石淑子(Hiraishi Yoshiko)

　　B：你很早就开始研究萧红，能否聊一聊接触到她的作品的经历？

　　H： 我记得最初接触萧红的作品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研究班上：由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人丸山升(1931-2006)老师负责就《生死场》做研究。当时我刚学了一年 汉语，萧红的作品对我来说太难了，最初的第一章《麦场》，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都没有读完。学年末，丸山老师布置了一个课题，让我们任意挑选《生死场》通篇 中的一章来翻译。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选择我还没读完的第一章。但是我对翻译很有兴趣，想挑战最长的一章，于是选了之前看都没看过的第二章。这份报告已经不 在我手边，所以也无法确认到底是怎么翻译的，但是我记得在学年结束的时候，丸山老师把我叫过去，表扬了我，夸我这种翻译最长一章的积极性很棒。当然，这并 不是对我翻译的赞誉。

　　在那之后，就该选毕业论文的题目了，我本身对女性作家感兴趣，就想写中国近现代女性作家，当时的指导教师是小野忍 (编注：1906-1980，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译有《西游记》、《金瓶梅》等)。那时中国正在闹“文革”，我们身处日本，只有一点点关于中国文学的资料 可以参考。我当时经验很少，连这一点点的资料都吃不透，只知道谢冰心、丁玲、萧红。小野老师问我这三位你最喜欢谁，谢冰心和我性格不太合，丁玲的作品政治 性太强也太难了，于是想试试研究萧红，刚回答完老师就点头表示赞同，他说我也许挺适合研究萧红的，似乎也的确如此。于是，萧红的作品能收集多少我就收集多 少，把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捧在手边一个劲儿地读，首先是被她的生活态度强烈吸引了。如今想来，之后写的毕业论文简直就是《萧红小传》的翻版嘛，十分稚 嫩，只是粗浅的论考，尽管如此还是受到了丸山老师的表扬。之后小野老师就指导我进入了研究生院学习。

　　B：你在《萧红作品 的魅力—一个外国读者看萧红》一文中提到：萧红作品的最大魅力是它美丽而丰富的语言。这也是笔者从二十几岁到现在一直倾心于萧红的重要理由之一。然而，汉 语毕竟不是笔者的母语， 这就使得笔者经常要与“到底自己能够理解多少萧红的作品这样一个疑惑作斗争”。

　　H：今年我 62 岁，几乎活了萧红人生的两倍，而我与萧红也结下了40 年多的缘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专注于研究萧红呢，这是一直被问到的问题。因为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丰富，萧红的作品不时给我焕然一新的印象。比如生 了孩子之后，《看风筝》以及《旷野的呼喊》、《桥》里描写的父母的悲痛更加鲜明；我在和很多人共处的过程之中，也更深切地体会到《生死场》、《呼兰河传》 中描写的女性的苦痛。我多次想过自己差不多能从萧红的作品中毕业了，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促使我反复阅读她的作品，在读的过程中又发现新的观点——能够超越国 家、超越时代，并一直给予读者新的启示，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文学吗？！

　　然而，像《萧红作品的魅力》中写到的那样，我经常有这种不安，从她使 用的这些语言中我到底能理解里面多深刻的含义呢。所以对于中国读者给萧红的评价，我是没有立场去进行点评的，但是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了解萧红的作品在海外也 被人广泛阅读。也就是说，我强烈地希望那些已经渐渐离开萧红作品的年轻读者，能够认识到萧红的作品是在世界各地都具有阅读价值的文学作品。

　　B：萧红被称为“文学洛神”，她跟当时好些文学家都有纠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她对爱情究竟是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呢？

　　H： 我认为关于萧红的几个“谜”已经不是什么很大的“谜”了，每个人不都会有这样的“谜”吗？只不过是因为她的一生映照了那个时代，所以她自身也变得特别富有 魅力，而关于她的研究也就变得特别激动人心。当然我特别想知道，她在哈尔滨生下的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真的是在重庆(不是在香港吧？)流产了吗？和父亲 的关系又怎么样了呢？这些对于作品来说很容易变成重要的背景，但这些残留的未解之“谜”，不也是重要背景之一吗？而我认为，她把版权留给了萧军暗示她是真 的喜欢萧军。

　　最后我想说，有人说我，迄今为止只是靠着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那里钻研萧红，而不从事其他研究；还有人说因为我只研究 萧红，所以作为大学老师来说不够积极。然而，我认为正是有了萧红这个题目，我才能孜孜不倦研究至今。我不是为了能够成为学者或大学老师才去研究萧红的，萧 红的作品已经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使我无法离开她。在与她的作品进行激烈碰撞的过程中，我自身也得到了成长，我觉得萧红让我的人生完整了，这是多么幸福的 一件事啊。

　　各位中国读者，你们国家有许多优秀作家，萧红就是其中之一，请一定读一读、品味一下她的作品。我认为她是能屹立世界之林的作家之一。

　　茧中人萧红

　　文：平石淑子译：张淑婷施悦刘娴琳编辑：程晓筠

　　为了保护自己，萧红甚至去了得不到任何人援助的东京留学，在一个周围人都对自己漠不关心的环境下织着茧，只为了能一个人静一静，让心休息一下。故此对她来说，这确实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了吧。

　　几 年前，在一次有关萧红的采访中，我曾说过自己可能无法与她成为朋友。我认为，萧红是一位出色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她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客观视角足以证明这一 点。即便众所周知她对鲁迅敬爱有加，但读过《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就会明白，即使对鲁迅先生，她仍秉持客观的观察。这是只有真正自立的人才能做到的事。但问 题在于，她在文章中连对自己都客观看待，似乎有些过了头。无论是《回忆鲁迅先生》还是《呼兰河传》，萧红都倾向于将文中出场的自己作为不相关的人去描述。 为什么要如此呢？恐怕是为了将脆弱易碎的自我隐于他人视线之外，而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萧红无非是被厚厚的蚕茧包裹住的样子罢了。对于这般心思细腻的人， 恐怕我是不会想要有这样的朋友的。本来我就是从包裹着厚厚的茧子外，透过光线窥探到她，而她应该会想极力避开我吧。她把那一段住在东京的短暂时光定义为人 生的“黄金时代”，可能正是因为她将自我封闭完全不当问题来看，也不想要强行突破自身的束缚以及在陌生的环境中保有安全感吧。

　　重访萧红

　　1936 年，萧红只身来到东京，屈身于位于麹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的一户姓中村的人家里。以1981 年6 月于哈尔滨举办的“萧红女士诞生七十周年纪念会”为契机， 我萌发出了寻找那户人家的想法。在此，请允许我稍稍回首一些往事。

　　当 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以与作家骆宾基先生通信，又通过骆宾基先生得到了与萧军先生(后称“萧老”)通信的机会。为我创造这个机会的，是来 东京访问的吴岚女士。吴岚女士归国后，我收到了她的信，信中提到有位作家正在寻找住在我家附近、翻译了他的作品的日本人，问我知不知道。这位作家就是《萧 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先生，他作品的译者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恩师小野忍，这该说是多么幸运的巧合呀。《萧红小传》是当时日本了解萧红的唯一素材，想来大家能 够想象当时的我有多么惊讶，多么欣喜若狂了吧。随后，我立即与小野老师取得联系，也在同一时间给骆宾基先生写了信。具体内容已然记不清了，大体说了我在研 究萧红，也拜读过《萧红小传》等等的仰慕之情。在亲笔认真书写的回信中，骆宾基先生表示之后也可长久保持通信，还问我能否参加在哈尔滨举办的萧红纪念会。 看到萧老届时也会出席的消息，我再次感到了震惊，随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当时在日本连他的生死下落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意料之外，我 在纪念会上遇到了许多人，在此之前久闻其名的大作家将仅是一届研究生的我平等地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成为之后支撑我前行的最大动力。此外， 我还获知《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已出版了数册的消息，我一直想要知道却又无从获悉的讯息在上面应有尽有。最初因为大学毕业论文而选择萧红的时候，我不得不从 收集萧红作品开始做起。我的研究虽说在日本获得了相应的好评，但对于身为日本人的我来说，也面临诸多局限。于是，我索性就把资料的收集和发掘的任务交给拥 有地域优势的中国学者，我则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调查萧红在东京时的事迹。

　　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早一点醒悟，如果能稍早开始之后的研究， 或许会及时找到更多萧红的足迹。当我找到萧红当年居住过的“麹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这一地址时，那里已经没有姓中村的人家了(有关萧红在东京的事迹 调查参见《北方文学》1984.1)。东京的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几天前还在的房子不知何时就变成了空地。萧红曾经落脚过的富士见町二丁目就位于现在的 中央线饭田桥站附近。周边的景色与我三十年前造访时相比已完全改头换面。唯一未曾改变的，只有萧红念过的东亚学校。

　　日华学会把鲁迅曾经念过的宏文学院和松本龟次郎设立的日华同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合并，于1925 年创立作为留学生教育机构的东亚学校。从萧红女士来到东京的那年5 月起，当时的“神田区西神田二丁目二番七”，也就是如今东方学会所属的大楼，开始作为新校址被使用。

　　1985 年秋天，萧老在爱女萧耘女士的陪伴下访问日本时，我将他们带到富士见町和东方学会的大楼前参观。由于原本位于富士见町的中村一家已经不在了，只能在大概处 于相同位置的房屋前面拍了照片。虽然从萧老的表情中好像什么变化都看不出来，但我不禁想：当他漫步于与萧红在时相比完全变了样的街道上时，感受到了什么 呢？

　　鲁迅之死

　　萧红在日本期间，有一本名叫《日华学报》的杂志由前面提及的日华学会 发行，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当时的事情，比如毕业后，很多留学生参加考试，升入大学和专科院校，可供选择的学校包括我现在工作的日本女子大学。(顺便提一 句，中国人熟知的何香凝女士也是从这里毕业的。)在第52 号《日华学报》(1935 年8 月刊)中有篇题为《悼念聂守信君》的文章：在鹄沼海岸溺亡的聂耳曾经是东亚学校的学生。与萧红到校注册重合的时间段中，《日华学报》上有几篇很有意思的报 道：第58 号(1936 年11 月刊)中刊登了关于日华学会为吴文藻和谢冰心开欢迎会的报道。虽然“欢迎茶会”是在8 月27 日举行的，但萧红应该早已听说了这个消息。同样在第58 号中，还登载了追悼鲁迅的文章以及关于11 月4 日下午1 点在日华学会三楼举行的“鲁迅先生追悼会”的报道。追悼会由留东新闻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质文社、中华美术会、东流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 主办，参加人数约500 名。首先由四五名学生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随后由佐藤春夫、郭沫若发表追悼演讲，下午4 点半追悼会结束，评论写道：“规模如此巨大的追悼会，由此足以看出鲁迅先生的声望。”

　　追悼会上，由郭沫若、戏剧协会、佐藤春夫、日华学报等献花，世界编译社、东流社同人、明大校友会、中华女子寄宿舍读书会、中华留东妇女会等组织也进行了追悼。郭沫若先生则以个人名义悼念。会场中央悬挂着鲁迅的画像，《华盖集》中的名言张贴在两旁：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日华学报》上的这些报道与萧红女士在《在东京》里描写的状况大相径庭，她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四十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人都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我认为，得知鲁迅先生的死讯是萧红赶回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从《在东京》中可看出，她是通过新闻报道得知鲁迅已经离开人世了：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上的标题是鲁迅的“偲”。这个偲字，我翻了字典，在我们中国的字典上没有这个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逝世，逝世”这字样有过好几个，到底是谁逝世了呢？因为是日文报纸看不懂之故。

　　当 时具有代表性的各大报社媒体，在10 月20 日，即鲁迅先生去世第二天，一齐发出了关于他去世的消息。然而在这些报道中并没有“偲”这个字。也只有21 日和22 日发行的《时事新报》上刊登的小田岳夫先生写的悼文《缅怀鲁迅》里能看见“偲”这个字。(之后，小田先生翻译了萧军的《同行者》。)但是这篇文章主要介绍 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死”“讣告”(出现在21 日)、“为他的与世长辞感到惋惜”(出现在22 日)这些字眼都只出现过一次。随后，我又查找了几份报纸，发现《报知新闻》学艺栏20 日、21 日两天刊登了新居格(珀尔·布克的《大地》的译者)的悼文，文中称鲁迅之死是“十分巨大的损失”，文末还写道：“那个鲁迅现在已经逝世。我们感到十分深切 的心痛与悲哀。”在《东京朝日新闻》的文艺栏中虽然刊登了佐藤春夫的谈话，但没有萧红文中提到的“逝去”一类的词语。如若萧红女士的记叙是正确的话，应该 是一开始读了小田岳夫21 日的回忆文章，看到“偲”这个字；第二天又在她一直去的食堂里看到报纸文艺栏中有“逝去”这样的词汇，所以并不觉得怎么特别。另一方面，萧红在《海外的悲 悼》(10 月24 日致萧军信)一文中提到自己回想起看到21 日的报纸时的那份心神不宁，唯一来访的女性朋友说她读错了，她才安心。然而，在23 日的中文报纸上，她终于还是确认了鲁迅已经离世的事实。

　　茧中人

　　《在东京》中，萧红 提到乘电车拜访了东中野的朋友，当时在东中野有日华学会的女生宿舍。第55 号《日华学报》(1936 年3 月刊)的卷末“日华学会启事”提到，宿舍位于“中野区高根一四”，可住40 人。据说，日华学会原有两个宿舍，一个是东亚宿舍(神田区西神田二丁目二番地八)，一个是白山宿舍(小石川区白山殿丁一一五)。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又 新增了男生宿舍翠松宿舍(牛入区山吹丁二-七七)与女生宿舍东中野宿舍。

　　关于在东京的经历，萧红的记述是否正确，又有多少和事实相符，并 没有经过验证。相反，从看似有违事实的几处，我似乎感受到了她深深的哀伤和忧思。就如前面关于鲁迅追悼会的叙述，又比如教室中有“满洲国的留学生”批判鲁 迅，以及教员和留学生一个鼻孔出气的事情。她把失去珍贵友人的巨大丧失感和哀伤，以及对于面对重大事件却无能为力的焦躁之情都凝结在了文章中。

　　为 什么萧红是通过报纸才得知鲁迅的死讯，而萧老却没有立刻告诉她呢？关于这件事，萧老在《萧红书简》的注释录里解释过。可以想象，他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于萧 红。还有在鲁迅死后的各项事情上，他作为学生也必定积极参与其中、无暇分身吧。但是对于萧红来说鲁迅先生是多么重要的存在，这一点萧老或许并不是最了解。 如果说萧老移情他人是背叛，那他没有告诉她鲁迅的死不也是巨大的背叛吗？以《海外的悲悼》为题的这封信，如果并非如萧老所说是以发表为前提而写就的，或者 说，决定要发表时没有添加任何修饰，那这篇文章写得也未免太直白了。

　　在 我看来，萧红的这封信更像是写给萧老或者周围友人的抗议书。她把自己关在厚厚的茧中，保护自己不暴露在周围人的目光下。我觉得一定有人曾意识到这层茧的存 在，但是男性往往在意识到茧以后，期望她能自己破茧而出，或者认为既然有了他们的保护，应该不再需要茧了吧。正因为男性本身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大多无法理 解茧对萧红来说有多重要。恐怕萧老也是这其中的一人，只是他最初就知道萧红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也可以说教会她自我封闭的也正是他。岂止如此，他根本 没有连茧带人将她放在自己身边，而是只支配了茧中的她。

　　诚然，不论遇到哪类男性，萧红始终把自己关在织好的茧里，想要隐身其中。但从当时 的女性的立场来看，我认为做茧是女性主张自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为了保护自己，她甚至去了得不到任何人援助的东京留学，在一个周围人都对自己漠不关心的环 境下织着茧，只为了能一个人静一静，让心休息一下。故此对她来说，这确实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了吧。

　　萧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参加萧红纪念会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的房间玩，听他讲话。即便如此，如今已经了解到更多事情的我却想要对萧老说：“你那时候真应该把鲁迅的死告诉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