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维天 张岳健：灵魂的拷问

　　现代作家周作人不仅热衷于当汉奸，而且还自立“功德牌坊”，提出了影响后人的“文化救国论”。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猖獗之际，文学批评家袁良骏的文学批评专著《周作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在全面把握周作人和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不仅深入地批判了周作人自私的灵魂，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他的自辩和他辩。这种对周作人的灵魂拷问充分表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锋芒。

　　首先，袁良骏全面地梳理了文人周作人的精神蜕变和灵魂堕落的演变过程，细致地解剖了他逐步走上民族罪人的道路即“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一、周作人从战士转为隐士。从五四时期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期，周作人和乃兄鲁迅并肩战斗，有时甚至比鲁迅还要激进。随着国民党的“清党”以“胜利”结束，周作人走上“闭门读书”、不问世事的道路。这个阶段先是人生观的变化，周作人摒弃对社会的不满或是不平，提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闭户读书论”；后是文艺观的变化，周作人抛弃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观，提倡抚慰和麻痹人心的、闲适的文学观。二、周作人从思想消极转向思想反动。周作人躲在苦雨斋中，喝茶饮酒，逃避苟安，大搞“小摆设”，还不时地对鲁迅等进步作家发射明枪暗箭。从1935年起，周作人在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穷凶极恶的形势下大肆鼓吹“和比战难”、“秦桧比岳飞好”，甚至认为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是“失败的英雄”，“徒有气节而无事功”，“足以祸国殃民”，乃“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之的英雄”。周作人不仅鼓吹屈膝求和论，而且贩卖“壮烈牺牲有罪论”，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面前竟唱起了恬不知耻的媚日、捧日之歌，甚至一头钻进“大东亚共荣圈”为虎作伥。在这个阶段，周作人不仅解除了抗日的精神武装，而且在思想上堕落成疯狂侵华的日本法西斯的俘虏。周作人的“壮烈牺牲有罪论”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论认为烈士与叛徒之间并非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人的处境并非只有一种。然而，这种“生存智慧”却是一种退却的活着。这种退却的活着虽然不是背叛，但是，不少叛徒却是在退却中开始背叛的。周作人就是在这种退却中逐渐堕落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人物，袁良骏对周作人的精神蜕变和灵魂堕落的深刻解剖无疑有助于当代文艺批评界看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生活的畸变。三、周作人从“文化汉奸”走向“武化汉奸”。这个“武化”的过程，也就是周作人日益效忠“天皇”、死心塌地的过程。周作人十分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绑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已不是教授、文人，而是成为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的吹鼓手了。可见，周作人的精神蜕变和灵魂堕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正是其一种必然的归宿。因而，当代文艺界任何美化文化汉奸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其次，袁良骏在深入探究周作人灵魂堕落的复杂原因的基础上，对周作人的龌龊灵魂进行了有力的拷问。袁良骏没有仅仅停留在周作人本身，而是钻到周作人的五脏六腑中，解开了他层层闭锁、巧妙伪装的心结，找出了他没落沉沦的复杂原因。在这个基础上，袁良骏对周作人的堕落灵魂进行了拷问。一、不仅详细地勾勒了周作人降日心态的曲折变化即从文人心态向官僚心态的转型、从胥吏心态向显宦心态的转型、从奴隶心态向奴才心态的转型，而且深刻地把握了周作人投敌卖国的个人特点即周作人不是“贰臣”，而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是一名投靠日本法西斯、出卖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族败类。周作人不仅是可怜的政治侏儒，而且是自私的龌龊小人。二、在批判汉奸文学的基础上深入地解剖了周作人的“文化救国论”。袁良骏深入地解剖了周作人的《〈汪精卫先生庚戌孟蒙难实录〉序》这篇汉奸文学作品，有力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卖国论调。周作人认为民族败类、大汉奸汪精卫是“志士仁人”，“挺身犯难”，“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投身伺虎”、“伟大菩萨行”，而他自己则是“文化救国”。这就是周作人在中国历史上首倡的“文化救国论”。周作人十分善于为自己辩护，本来是为日本法西斯服务的、为汪伪汉奸政权服务的文化汉奸，但是他却反复申说他出任伪职是为教育、文化出点力，即“抵抗奴化教育，不遗余力”，而违背民族、国家则是不曾想的。周作人不但自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即“文化救国”的功臣，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后悔。20世纪末种种关于周作人“文化救国”的高论，无不源出于此。三、抨击了那些企图洗白周作人并借尸返魂的文化现象，鲜明地指出，周作人绝不是“文化救国”的英雄汉，而是“文化卖国”的卖国贼。周作人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这种文化卖国与政治投降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周作人大反“气节”，贩卖的是汉奸投降哲学；周作人下水投敌不是什么“文化选择”，而是“政治归顺”、卖国投靠即他是死心塌地做日寇的奴隶，甚至甘当日本法西斯的鹰犬；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是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翻版，同样把卖国说成“救国”，把“投降”说成“和平”。

　　最后，袁良骏勇于承担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社会担当，在文学批评中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而不是随波逐流，俯仰由人。袁良骏在充分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的基础上，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当代文坛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审美追求的畸形发展。鲁迅与周作人从失和到分道扬镳，乃是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界历史分化的缩影，他们的散文创作在审美追求上的分野则是这种历史分化的产物。在全面比较分化后的鲁迅与周作人散文的基础上，袁良骏认为鲁迅的散文是斗士之文，而周作人的散文是绅士之文。鲁迅的散文是激情满怀、感人肺腑的，而周作人的散文则是冲淡闲适、闲情逸致的。周作人钻故纸堆，伺候花鸟虫鱼，不食人间烟火，似乎他生活的不是内忧外患的中国，而是恬静的世外桃源了；而鲁迅的那些战斗檄文“也许没有周作人的绅士之文小巧、精致，但它们却是属于‘另一世界’的。”因此，袁良骏认为，否定周作人的闲适、优雅是不对的，但否定鲁迅的激情就更加大谬不然了。周作人的散文是“平和冲淡”的“小摆设”，而鲁迅的散文是“杀出血路”的匕首和投枪。这种“小摆设”虽然是“艺术品”，但这种小巧玲珑的“小摆设”，和万里长城、丈八佛像等宏伟的大建筑无法相比。那些由粗暴而变为风雅的“小摆设”就是这种“小摆设”的末途了。袁良骏的这种比较虽然纠正了他以往对周作人散文的偏颇的批评，但却没走极端，而是坚决反对那种把周作人散文说得美不胜收的酷评，认为周作人的“小摆设”永远是“小摆设”，永远不可成为文学主流。袁良骏敏锐地看到，这种“小摆设”正是周作人走向卖国投敌的“精神桥梁”，周作人是通过“小摆设”而走向卖国投敌的。“小摆设”乃周作人一道心灵的暗影，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暗影，是一个致命的“痞块”。这个“痞块”越长越大，终于把他拖入了罪恶的深渊。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可以有不与善直接发生关系的艺术作品，但没有与善产生冲突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可以不同，艺术标准可以不同，但只许为“善”，不许为“恶”。那些人品低劣的才子是走不远的。袁良骏对周作人散文的全面把握和尖锐批评无疑弘扬了这种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

　　因而，《周作人论》不仅是一部难得的文学批评专著，而且是一篇犀利的战斗檄文，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昂扬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