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轻的或重的——评徐则臣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

　　如果大雪封门，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北京还是不是眼前的北京？

　　如果大雪封门，我们应该站在哪个位置，才能看清这个城市以及自己的内心？

　　徐则臣的小说人物林慧聪来自南方，他对大雪充满了想象和渴望，在高考语文考试中，他毫无顾忌地写下了这个渴望——《如果大雪封门》。作文的内容不可得知，但结果确凿无疑，他落榜了，于是来到北京跟叔叔放广场鸽。从事这一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的动力是，在北京也许能够看到一场真正的大雪。

　　徐则臣满足了他笔下人物的愿望，在鸽子一天天莫名其妙地减少，慧聪即将离京回乡的前夕，30年一遇的大雪不期而至——大雪果然封门了。在大雪来临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地想象大雪覆盖下北京的场景：“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这是慧聪的想象：“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这是叙述者“我”的想象。

　　雪后的景观是否满足了两人的想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小说中寻找答案。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本身的精神状态，毫无疑问，他们依然属于徐则臣小说中的“京漂小人物”系列，在繁华的北京从事着没有尊严和保障的工作。他们属于“看不见”的那类人群。但是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正是这些被我们的社会“看不见”的阶层，却试图用一种另外的视野来看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无论是“我”还是林慧聪，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看”的冲动，林慧聪想看到雪，而“我”作为一个隐秘的讲故事的人，则想看到一切故事发生的秘密。正是在这种勃勃迸发的看的欲望中，建立了徐则臣小说的双重叙事冲动，一是对于具体日常生活的一种农民式的执拗，不管这种生活本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多么“底层”(我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词语)的位置，也不管这种生活最后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伤害。二是对作为具有“精神呼吸自由”的人的热爱，在这种热爱中，徐则臣试图不是去简单同情，而是去理解他看见的那些人物：行健、米箩、林慧聪，甚至是那个在小说中仅仅作为影子一般存在的宝来和无名的女性。如果说在以前的小说中，因为某种生存的惯性，徐则臣更多的倾向于书写某种原生态的生存者的挣扎，那么在《如果大雪封门》这篇小说中，他则更倾向于对人物内在精神向度的挖掘和书写。生存的残酷依然如故，小说的开篇宝来就因为被人打傻了而不得不离开北京回花街。但是，这一非常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故事被放弃了，它没有成为小说的中心和高潮，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被虚化处理。这是徐则臣这篇小说非常明显的特色，他不再着意于某些突发性的、具有冲突意义和戏剧色彩的事件或细节，比如尾随米箩和行健幽会无名女性，如果在传统的短篇小说中(比如莫泊桑)这一细节毫无疑问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桥段，但徐则臣却点到即止。他试图恢复日常生活本身的节奏和无序感，在非因果逻辑中描写一种生活状态，由此，他的这篇小说充满了现代感。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中的空间布局。短篇小说的空间往往会受制于篇幅的限制而呈现出比较单一的空间感。但是这篇仅仅9000多字的作品却明显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它至少有一个隐在的空间、一个具体的日常空间和一个精神性的空间。隐在的空间是指城市和乡村这种似乎二元对立的空间对照，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则是北京——花街的地理迁徙，这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城乡叙事在当代的延续和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徐则臣是五四新文学忠实的继承人之一。这同时也是徐则臣的写作地理学，而且他在一步步扩大这些地理学的内涵，比如在最新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这一地理学被扩展到全球化的范畴。具体的日常空间则指的是人物赖以展开其故事和生活状态的具体所在，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中关村，比如这篇小说中出现的当代商城，它们往往与现实的地理位置一一对应，它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并唤起了读者的阅读信任。《如果大雪封门》不仅有上述特征——典型的由此处到彼处的线性挪动，同时还建构了另外一类更抽象的空间，这一空间不是水平型的，而是垂直型的，具体来说，是在“高——低”这一立体的向度来展开。在小说的开篇，“我”就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平房的屋顶，这个屋顶的“高”与平房的“低”构成了第一组关系；“高度”并不止于此，在屋顶之上，“我”看到了成群的鸽子，我和林慧聪在小巷子里追逐着鸽子，鸽子的“高”与身处陋街小巷的“我们”形成了另外一组关系；“高”还在继续上升，如果说鸽子作为一种“高”最终还要落到地面上来，那么，在鸽群上面的“天空”则是一种永恒的高度，徐则臣并没有对这一高度进行具体的描述，但是它几乎是一种笼罩性的存在：鸽子、追鸽子的人、大雪覆盖下的北京和整个世界，都在天空的高度下呈现出某种神圣感。有论者认为这篇小说有一种诗意，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诗意，而更是具有一种宗教感，虽然这一宗教感在小说中还显得非常朦胧。但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发自生命内在的宗教感让这篇小说活了起来，宗教内在于“我”和林慧聪的内心，正是在对生命内在本质的持守中，一种具有精神向度的“当代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人：叙述者“我”、南方人林慧聪，还有《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他们在生存的困境中试图超越这一困境，将更大的力量致力于内在精神的完善。在这个时候，小说的轻重开始变得辩证起来，如果说戏剧性的冲突和悲剧感的人物命运是一种“重”，那么，对大雪的渴望和对雪后世界童话般的想象就是一种“轻”；如果说北京的城中村是一种“重”，那么，城中村的一个小小平房的屋顶就是一种“轻”。

　　大地为重，天空是轻，在大地上匍匐劳作的人是重，而当匍匐劳作者跳上屋顶，追逐鸽子、大雪和天空的光影，这些人就飞起来了。

　　这些人遍布在我们的世界，但因为某种自傲和局限，我们看不见他们。

　　但是如果大雪封门，如果你突然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听到鸽子划破黄昏的声音，你或许就看到了一切，不管这个时候你是否神经衰弱如一个讲故事的人。

　　看到这一切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