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媛:翻译给了我什么

　　姚媛，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英语系副教授。主要译著有《世代相传》《身着狮皮》《少年Pi的奇幻漂流》《南极》《亲爱的生活》等。

　　我曾经下过决心：下一次出版社问我愿不愿意做翻译，我一定要说“不”，可是，下一次，本想说的“不”却脱口变成了“好”。

　　我对翻译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在加拿大狭小的公寓里，每天晚饭后，我盘腿坐在沙发上，翻译《亲爱的生活》，夏天、秋天和冬天，没有一天不如此， 稿费是人民币1300多元。从出版社拿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放下正在写的博士论文翻译。当时并不知道几年后故事会被搬上荧幕。虽然译著不算科研成 果，对晋升职称毫无用处，但我仍然花了很多时间做翻译。

　　没有一种爱是无缘无故的。我对翻译如此执著，翻译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多次自问。偶然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翻译之路，似乎突然找到了答案：翻译给了我一个自在而丰富的世界，让我不断认识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生活裹挟着我们匆匆往前走。但是，翻译与此正相反。它大多数时候要求译者独自工作，独自沉浸在作品里，细细品味 原作，慢慢打磨译文。这时，四周的一切都变得安静、遥远，甚至时间也走得慢了，纷乱的思绪不见了。这样的时刻非常美妙，不仅因为我的心是静的，更因为我发 现我的心可以安住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不被喧嚣忙碌所扰乱。

　　很多人慨叹“身不由己”，但翻译却相对自在。我相信很多译者做翻译仅仅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追逐名利——因为几乎没有名利可以追逐，也不是迫 于种种压力——这个时代的压力大多与名利有关。翻译的过程不带功利的目的，也就不会受到复杂因素的牵扯和羁绊，不会患得患失，焦躁不安。这是多么难得的自 在。

　　当我做翻译时，常常发现自己闯进了意想不到的知识、情感和思想领域，一个更加丰富的外面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专业知识技术的描写和富有异域特色的地理历史、动物植物、风俗礼仪等，我坚持尽量准确地翻译(哪怕作者对沙发面料的描写，我也绝不含糊—— 我相信一只猫跳上平绒沙发和跳上真皮沙发的画面在读者心里形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曾查过伐木、建桥、航海等也许不做翻译就一辈子也不会涉及的知识；我 曾在翻译《世代相传》时辗转得到斯里兰卡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请他在地图上为我标出当地地名的发音，向我描述当地的植物、动物、香料；也曾在翻译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时查阅各种资料，给作者写邮件，了解印度教的神祇、传说、思想。

　　驳杂的知识是我窥见不同生活状态的窗口，我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群)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交 织，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体会和看法。有时候这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褊狭，因而变得谦卑平和；有时候这让我感到自己拥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用自己的声音把他 们的生活再叙述一遍时，仿佛我已经结识了这些人，经历了这些生活。

　　有时候，翻译的过程延伸到原作和译文之外，延伸进我的生活之中。翻译《亲爱的生活》里的《火车》时，一直没弄明白overhead notch究竟是什么。去年圣诞节，我乘火车从费城去纽约，乘务员查了票后，顺手把票插在前排椅背上方。原来那里有一个槽口(notch)，用来插车票， 好让乘务员对乘客应在哪一站下车一目了然。故事里的士兵在逃离，他跳车前拿走车票，也就抹去了自己的踪迹，只不过他的车票不是插在椅背上，而是在头顶上方 (overhead)的行李架下面！翻译中的细节给旅途带来惊喜，旅途中的细节让翻译变得顺利。

　　在同一个故事里，贝尔出门挤奶时“had a rope round the back door to hang on to”。如果只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翻译出来，会令人不解。一次，在一家小餐馆吃饭，隔壁桌的老大爷和我聊起来，说他曾在休伦湖畔的农场生活。我突然想到那 根绳子，于是问他：“冬天你要用到绳子吗？”老大爷非常惊讶，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没有在家门和工具棚之间拴绳子，结果因大雪差点在自己的农场里迷了路。

　　那一瞬间，人物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重叠起来。当时我正在加拿大。那年冬天异常严寒，气温低到零下40℃，像面粉一样干的雪积得很厚，被狂风卷得漫 天飞舞。所以，贝尔应该是“在后门和牛棚之间拴一根绳子，抓着绳子走”，才能顺利地走去挤奶再走回家。在那一刻，我不再是一个体验异国生活的“访问”学 者，加拿大变得如此熟悉亲切，仿佛我的家。

　　比知识和经历更加吸引我的是作者的思想。《少年Pi的奇幻漂流》对人性的触摸、《亲爱的生活》对无常的接受、《世代相传》和《身着狮皮》对文化和身份的解构，像一束光亮照进我的大脑，让我不断认识自己。

　　《世代相传》是我翻译的第一部加拿大文学作品。在那之前，我只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刚开始，我译得不顺，总感觉什 么地方不对劲。于是我开始搜寻有关作者迈克尔·昂达奇的信息。他是欧亚混血儿，《世代相传》是他创作的一本小说化自传/传记，在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系列作 品中，他表现了对生活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人的关注。了解这些之后再去读《世代相传》，我对这样一群特殊人物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的情感倾注在我的笔 端，译文自然地流淌出来。

　　这本书的翻译让我对移民、文化、身份等话题产生了兴趣。我读了昂达奇和其他加拿大移民作家的更多作品，以及相关理论书籍，然后翻译了他的《身着 狮皮》。《世代相传》和《身着狮皮》两部作品中人物的状态及其改变，似乎触发了我去认识翻译和作为译者的自己。《世代相传》写非此非彼的群体——既有欧洲 血统也有亚洲血统，却既不属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的经历和情感，字里行间流露出痛苦无奈。《身着狮皮》写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群体在建造多伦多的 过程中相互的融合和转化，其中有对抗和冲突，也有接纳和包容，更有对新的杂糅文化生成的期待。译者不也是处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吗？翻译的过程不是在 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完成的吗？译文不是既有作者的痕迹也有译者的痕迹吗？

　　似乎自有翻译活动以来，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求真”和“喻俗”、“忠实”和“通顺”、“宁信不顺”和“宁错务顺”等都是译者面对 的矛盾。我做翻译时不会刻意想到这些，但有时碰到困难——两难——时，这些词会一下冒出来：是忠实于原著呢，还是忠实于读者；是让译文“美丽却不忠实” 呢，还是“忠实却不美丽”？《世代相传》中的人物没有明确的身份，或者说没有纯粹的或彼或此的身份，这是他们困惑和痛苦的根源。如果翻译只求对原文“原声 重现”，极有可能造成阅读障碍；如果只求让读者享受阅读，又有可能“篡改”原文。无论怎样，译者都是在彼此之间挣扎，和《世代相传》中人物的处境颇为相 似。

　　另有一些观点(例如“妥协”以“求全”、追求“神似”)和讨论(例如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把不可能的选择变成了可能的共存甚至超越，让译者的 处境看上去不那么为难。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当我把难译的句子或段落写下来，改变用词和语序，试图做出比较和选择时，有时仍然感觉困惑。我应该在什么时 候，妥协到什么程度？对原文的神似可以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个“神”又是什么？译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体性？

　　《身着狮皮》中的人物没有像《世代相传》中的人物那样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身份之间左右为难，而是相互融合，最终抹去文化的界线，小说中的多伦多因而从一个非此非彼的城市，变成亦此亦彼的城市，并向着超越彼此转化。

　　在彼此之间选择，暗示了彼和此各有其不变的本质，中间的界线难以跨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小说中一样，没有什么是纯粹不变的。每一种语言和 文化都与其他语言文化相互接触、交叉、融合，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原作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它使用的语言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语言，并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 义，它表现的文化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文化，并因为作者的理解和视角而发生新的变化；并且，在它完成的一刹那，就已经不再是作者创作的那个“原作”，而成为 读者阐释之后的新的作品。

　　译文同样如此。首先，翻译起始于并非一成不变的原作。其次，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语言本身和语言之外的东西都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一种 语言中的词汇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的对应，其含义在翻译中不同程度地会丢失、添加、改变。另一方面，既然原作并非一成不变，那么译者翻译的只能是他 /她在此时此地所理解的作品，而译者的理解必然受到自己生活环境、知识阅历、思想观念、甚至性格爱好的影响。最后，译文和原作一样，完成后必然经过读者的 阐释而成为新的作品。

　　《身着狮皮》重构了一座新的多伦多，这座城市的文化既吸收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文化，又不同于任何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经过了不同文化交叉转化之后形 成的新文化。翻译的过程则建构了一部新的作品——它不是凭空而起的“新”作品，它的形成是有依据的；但它又经过了阐释和转化，不是对原作的照搬。它非此非 彼，也非亦此亦彼。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身份也变动不居。当我沉浸在作品中时，我真切地经历了人物的生活，与此同时，我又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思考他们的生活，并用 自己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当我细细咀嚼作品时，我不断地、无限地接近作者的思想，他/她的思想仿佛成了我的思想，可我知道，我在译文中表达的是我所理解或 领悟的作者的思想。我既在书里，也在书外；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在不同的世界穿梭，不断地用别人的思想经历丰富、改变自己，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经历融进 ——而不是强加进——作品之中。

　　译文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沙砾坑旁边。不是那种 用庞大的机器挖出来的大坑，不过是一个很多年前某农场主一定用它赚了点钱的小坑。实际上，它太浅了，会让你认为它可能有别的用处，也许是房子的地基，只是 后来房子没盖成。坚持让大家注意那个坑的是妈妈。“我们现在住在加油站那条路上的老沙砾坑旁边。”她对人说，然后哈哈大笑，因为她很高兴摆脱了和镇上那座 房子有关的一切，街道，丈夫，她过去的生活。我几乎不记得那段生活。也就是说，我清楚地记得某些部分，但无法将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我脑子里关于镇上那 座房子的记忆只有我以前房间里画着玩具熊的墙纸。在这座新房子里——其实是一座拖车房——姐姐卡萝和我睡两张很窄的小床，上下铺。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卡萝 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以前的房子的事，努力想让我记起这个那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她会谈这些，通常说到最后我什么也不记得，她就会很生气。有时候我想我其实记 起来了，但因为我记得的和她说的相反，或者因为害怕记错了，所以我假装不记得。我们是在夏天搬进拖车房的。我们把狗带来了。布丽兹。“布丽兹喜欢这儿。” 妈妈说。这是真的。哪只狗会不喜欢把镇上的街道换成开阔的乡村呢，即便镇上有宽敞的草坪和高大的房子？它迷上了对每一辆开过的汽车吠叫，好像这条路是它 的，还时不时叼回家一只被它杀死的松鼠或土拨鼠。刚开始，这让卡萝感到很苦恼，尼尔和她谈了一次，向她解释了狗的天性，以及某些东西必须吃其他东西的生物 链。“可它有狗粮啊”，卡萝争辩说。但尼尔说：“假如它没有呢？假如有一天我们都消失不见了，它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呢？”“我不会”，卡萝说，“我不会消失 不见，我会永远照顾它”。“你真这么想？”尼尔说。然后妈妈开始干涉，让他转移话题。尼尔总喜欢开启美国人和原子弹的话题，而妈妈认为我们还不应该谈论这 些。她不知道当他谈论原子弹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原子蛋。我知道这个理解不太对劲儿，可我不愿意提问，然后被嘲笑。

　　——姚媛译艾丽丝·门罗《沙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