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蓓雯:与思想的美做伴

　　严蓓雯，女，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编辑，译作有《中国人的幸福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虚拟的寓言》《后殖民理性批判》等。

　　无知无畏的开端

　　谈起我的翻译经历，开端非常偶然。21世纪初，有一本在学术及艺术圈非常有名的杂志《今日先锋》，要刊登一篇理论大师齐泽克谈电影《黑客帝国》 的文章。编委汪民安老师知道我曾在电影学院学习，比较了解电影；又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读研，可能对当代理论有一点把握，就让我来翻译。我 当时完全不知道齐泽克是谁，对当代理论也是刚刚入门，在丝毫不了解文章难度的情况下，就居然动手翻译起来，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了。好在这篇文章属于齐 泽克比较好读的文字，身边有几位朋友帮我把关，再加上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其中飞扬的思绪、睿智的火花和思考的深度，所以译起来非常带劲着迷。文章译好后，反 响还行，刊登后，在网上也有不少转载，稍稍给了我一点点翻译的信心。

　　然后，我又翻译了一些探讨消费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学术文章、列奥·斯特劳斯分析柏拉图作品的论述以及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的著作《中国人的幸福 观》其中几章。硕士毕业后，汪民安老师又找到我，让我翻译美国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我从来没有独立译过整本专著，万分 畏难，幸亏之前已有赵一凡翻译的优秀译本，让我可以在前辈的基础上稍稍加以补充和完善，另外自己也积累了一点点翻译的经验，才一心一意翻译起来。就这样， 从初始无知无畏的鲁莽，慢慢开始了小心翼翼的脚步。

　　越做越喜欢的翻译

　　10多年过去了，翻译的书籍、文章累计已有百万余字，回头看来，自己也很吃惊。翻译这份工作，起初并非自己的专业计划，但慢慢做下来，居然对它 越来越喜欢，越来越难以割舍。一本翻译完，没有新工作的间歇，隐隐还有些惆怅。对它的依赖，最初可以说出于十分私人的原因。刚开始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时，因为经历一些变故，心情十分低落，一方面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一方面又很懊恼地看着时间白白流逝，正好这本需要翻译的书送到我手上，而且又有合 同的最后完成期限，那就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对付、去拖延，于是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忘却现世的苦痛，进入别人的精神境界。

　　渐渐地，我却喜欢起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来；而且，原著作者的思想广度、看待问题的视野以及运用材料的有趣细致，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未知世界。 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贝尔对美国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所谓相对主义对文化传统的戕害等描绘，令我时时联想到当下的中国；在后现代全球化经济 的裹挟下，如何为个人和社会谋求更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贝尔的著作给中国提出了警醒，也提供了前车之鉴。同样，印度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 判》里对世界南北格局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如何借帮助之名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新的压迫、经济全球化如何借女性情谊对南方贫穷妇女进行压榨，这些睿智的思想 火花令我在翻译中一次次掷笔赞叹。而鲍吾刚的《中国人的幸福观》在探讨中华民族对幸福的追求时，征引文献不仅遍及中国经典典籍、佛藏道藏、近现代学者论 著，还涉及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都相对偏门冷僻的材料。在寻找这些材料的原文时，我借此也对中国的思想积累进行了一番探宝之旅。犹记得在文津街绿荫掩映的古 籍馆里查抄原文的宁静与欣喜，这一切，是翻译带给我的。

　　慢慢的，我做翻译不再是为了排遣忧伤、打发时光，相反，我快乐地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随着一本本书籍的译成，我不仅将作者的思想变成了中国的汉字，感谢作者，他/她的文字也带我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美丽、更丰富的世界。

　　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

　　说实在的，我来谈翻译，很多是外行之语，在前辈及专业译者面前，我几乎没什么资格开口。我是中文系毕业，翻译英文著作，相比英语系毕业的人，先 天就有很大缺陷；而就学术素养和对理论的把握，也跟前辈有着很大的差距。能稍微说一说的，可能是有幸跨越了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两个领域，其中的差别之大， 只有实践后才能体会。

　　跟一开始无知无畏地闯进了学术翻译领域一样，最开始，我也没想过我能译小说。这里要感谢我的同事萧萍女士。前两年她受译林出版社之托，组织翻译 《2011年欧洲最佳小说》，找到我说，你也来译几篇吧，我看过你的微博，很喜欢你的文字感觉。感谢她的信任，我也跃跃欲试。自以为对英文的理解经过了几 年的训练，应该有不少提高，又自恃自己文字语感尚可，平时也爱看小说，译个短篇应该不在话下。谁知道，多年学术翻译虽然让我力图表达通畅准确，但某种程度 上却过于依赖原作者，失去了灵性，放不开手脚，平时拿手的文学语言像被遗忘一样。当我打开萧萍修改过的译文，深深感觉到文学翻译与学术翻译是如此不同！学 术翻译某种程度上就像做题一样，每一句话都有一个终解。有时未必是第一次翻译就能找到，或许在某一段、某一章都译完后，或许是整本书完成回过头来校对，才 突然明白，啊，原来这句话是这意思！这时候就像数学解题做出了答案一样，快乐无法形容。理解正确后的句子，获得了它惟一准确的表达，再看整段文字，就像拼 图找到了它的位置，如此妥帖，如此顺畅。这也是为什么通常一旦看到译文疙疙瘩瘩，里面必然有表达错误或理解偏差一样。对于准确表达的追求，使得学术译文不 事花哨，尽量不调整语序，对于表达上下文逻辑关系的连词也尽量保留。但文学翻译就不一样了，萧萍跟我说，“你可以抛开英文，像个小说家那样使用语言。”比 如有句话，我译成：“但你们的孩子在哪里呢？这样一直下去，没个结果可不行。”她改成：“但你们的孩子在哪里呢？总是这样放空炮可不好。”又比如我译： “我们用脚趾和指尖触碰对方——这是个无害的亲密接触：我们可不敢拥抱，还不够热的！”她改成：“我们用脚指头和指尖触碰对方——再亲密一点的接触就会有 害健康了：我们可不敢拥抱，还不够热的！”将“脚趾”变成“脚指头”，原文直译的“无害的亲密接触”巧妙变成“再亲密一点的接触就会有害健康了”，仅仅一 点改动，文学的生动性使得对话和那一场景活灵活现。所以，学术翻译求的是意思的准确传达，文学翻译则要求用灵动的文学语言再现小说的意境。多年的学术翻 译，使我碰到英文后自动转换成中规中矩的中文表达，力求逻辑的明确，但慢慢的我开始明白，小说翻译，不仅可以长句拆短句，还可以调整语序，有时可以稍微意 译，表达逻辑关系的连词，如果中文描绘能传达出来，就可以省略，等等。总之，要让它读着是小说，而不是译文。

　　就这样，在专业人士的点拨帮助下，我参与了2011年和2012年欧洲最佳小说的翻译。就在这时，湖南文艺出版社找到我，请我翻译曾获普利策奖 的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尔特的两部极其优秀的长篇小说，一部是她的处女作《艾米与伊莎贝拉》，另一部是她2013年的近作《伯吉斯家的男孩们》。如果 说，学术翻译让我沉浸到智慧的闪光中，那么文学翻译就让我进入了一个情感的世界。因为译的基本都是女作家的作品，细腻的感情描绘、微妙的细节流露，“一切 景语皆情语”的风景展现，都让我深深陶醉。翻译学术书时我会击节叹赏，而翻译小说时，我会随着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自己也动作起来。小说里的有些对话，我时 时会带着语气脱口而出。翻到怅惘之处，泪真的会涌上眼睛。翻译《伯吉斯家的男孩们》和《艾米与伊莎贝拉》时，感慨于主人公的卑微、善良，有时译得停不下 笔，因为就是想知道他/她后来怎么了。我不喜欢译小说先看一遍，这样，译的时候，作为读者的初始情感反应，就会自然融入到笔下的译文中。

　　最近，由于青年译者孙仲旭的去世，翻译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我跟孙先生年纪仿佛，虽然没有他投入那么多，但对翻译、对文学、对艺术和美的热爱是 一样的。如今有些读者对译者怀抱某种敌意，其他语种可能好些，但英语因为已经成了中国年轻人的必备技能，似乎人人能读(读得懂读不懂是另一回事)，所以翻 译英语写成的作品，更容易被挑剔，动辄就说“错误百出”。我不否认，翻译界有些粗糙的译作，但我相信，从事翻译这一行的，大多认真踏实。我觉得，这样一份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相对来说报酬又非常非常低廉的工作，从事它的人都非常可敬，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如果还挤出时间来做这份“吃力不 讨好”的事情，那真的非常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人生短暂，迅如流星，做一份自己喜欢、又让别人有所启发有所感悟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能跟文学的美、思 想的美、艺术的美打交道，在我看来，很有价值，很满意，很满足。

　　译文

　　在全球包围那必须却又不可能的任务中，其中 一项是所谓“抵制发展”，这是另一种发展的策略：组织家庭工作者——“血汗”条件下在家工作的女性。这类女性劳动可以追溯至资本主义之前，因此在线性轨迹 上，它处于居先位置。在全球性中，它是一早就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残留现象的继续恶化。在国际转包合同和如今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状况下，它从阿兰群岛的血汗 工厂，一直到在家工作的高科技计算机终端。如今全世界的女性，都身处这一抽象的、用词不当的整体(“共同命运”)中，通过在家工作，消化了行政管理、健康 医疗、工作场地安全及其等等的花费。我们必须因此学会不要将在家工作视为外围现象，就好像它不过是无偿家务劳动的延续。我们必须一直努力去解构家庭和工作 的断裂(我们的全球斗争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断裂)，从而能抵达这一女性基本层面(同时也是最高层面——性别化通过展示阶级联盟而运用它)，它支撑了当代全 球资本。 我们必须面对这一艰难真相：女性自身内在化了的性别区分，被认为是“文化”书写内的伦理选择，当它以一种心甘情愿的信念接受了性别歧视的同时，也接受了剥 削，这一信念认为，一个好女人应该这么做，它甚至是女人应有的伦理。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去通过一些法律，而且也要非常警惕它们是否被贯彻实行。但是，斗争的 真正力量来自于实际运作者，她们思考以下可能性：组织起来反对家庭劳动，并不等于就不再是一个好女人、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因此是有丈夫有 家庭的女人)、一个女人；也只有在那时，在一个双向回应的结构中，我们一起走向一种预设的可能性，而这一做法不仅仅是双向思考：做一个好女人，方式有很 多。

　　——严蓓雯译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