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关注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

　　中国新文学学会联合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近日在贵阳召开第三十届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5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等出席会议。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教授主持会议，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致开幕词，副会长谭伟平教授致闭幕词。

　　此次年会学术研讨的主题为“当代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中出现描写官场生存状态的小说，彰显了对民主政治的深切呼唤、对善恶人性的深度拷问以及对文化传承演变的价值评判。但是，由于对人性认识的深度、创作视野的宽度和精神世界高度的差异性，导致创作的良莠不齐。官场生态小说应当力避“生活官场化，官场娱乐化，娱乐人生化”的做法，更不能将官场小说异化为“黑幕”描写。只有对“人性生态”进行深层次透视，才能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和深厚的文化意蕴。有学者分析，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主要表现两大主题：一是揭露官场弊端、弘扬官场正气；一是展现官场中人的生存状态，将官场日常化、世俗化乃至娱乐化。新世纪以来，“官场小说”从日常化和世俗化进一步走向大众化与娱乐化，其意义遭到消解，这种倾向值得关注。对于“官场文学”和“反腐文学”所潜藏的危机，学者们也多有关注。大家谈到，作为有着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反腐文学”本应对社会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为净化社会政治环境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在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其干预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反腐文学”存在着现代意识与审美精神的悖论，即文学的意味越强，法治的精神越淡，反之亦然。中国当代政治小说的现实描写与历史揭示、思想提炼与精神发掘、形象塑造与叙事艺术，与长期以来政治在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中心位置不相称。如小说描述往往不能由表面现象及于事物本质，由孤立个案及于普遍现象，由事件书写及于人性解剖，由清官政治的人治及于制度改良的法治，由情绪发泄、泛泛而论及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入探讨等。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多与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写作姿态、思考立场、理论视阈、知识见解等有关。对于“反腐文学”、“官场文学”的重要文本，与会者也进行了深入解读。

　　“生态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当代生态小说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时代触觉，担负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观，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摇旗呐喊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又出现了诸多误区，主要体现在多采用纪实性手法展示生态事件的过程，结构层面单一；其次，将叙事核心放置于具体的事件推衍中，使得小说语言成为生态观念的理性传达，伤害了语言艺术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其三，不少作品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上，缺乏对人的真正挖掘。也有学者认为，当下生态小说存在审美品格稀薄与空缺、价值取向混沌和偏至、思想资源的传统与单向等问题，必须在审美品格、现代生态理论、坐实中国具体社会语境等几个方面下功夫，以提升其发展空间。还有与会者对当代女作家新世纪以来的“绿色写作”进行了关注，认为在理念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的重新思考以及对生物万灵的体贴，在技巧上体现了对叙述空间的拓展，最终把人文关怀和生态关爱融合起来，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学者们还从生态的角度对区域文学以及相关作家作品进行了审视。有的学者以地域文学为视角，着重解读了其中彰显的和谐精神，认为和谐精神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求人们关注研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文化生态学，同时也需要关注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文化整合。学者们说，文学中要有对生态整体观的构建，即人类必须遵从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有着对自然生命的敬畏，才能写出独特的人与自然交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