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好心与私心

　　早年，因为小说在某大刊获得发表，有位仅一面之交的基层作者寄来刚在地方报纸发表的大作请我“指教”。我并非行家，但恐人家责我“摆架子”，便不能不勉为其难，话自然是尽量往好里说，深恐伤了人家的信心。不料他却执了我的意见去质问他所在地区正举办文学评奖的社团：某某评价这么高，你们凭什么不给我评奖。该地区社团为此询我，我只能是尴尬不已。

　　我本想给那位朋友去信，说几句肺腑之言：1.一个立志写作的人最好看的姿态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最难看的形象是为争名夺利使尽浑身解数。2.获取荣誉的最佳方式是写作，不是争斗；争来的奖即便名至实归，终归失了风度。3.记起一则轶事：有位成就极高的法国科学家落选国家科学院院长，他说，我认为让人说某人应该当院长却没有当上，比当上了更好。文学评奖亦然。4.文学的最高裁判是时间和读者，在最长的时间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才是对作家最大的回报。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作家不会把客观的评价太当回事。5.评奖只是一部分人的认识，并不等于一个作家的终极价值。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并不等于不是世界文学的永恒高峰。相反，百余年间多少诺奖作家和作品早已湮没在烟尘中。6.如果认定诚信尽失、权威无存是你面临的现实，那这样的评奖又何必在意？

　　但这封信我终于没有写出。一是明白自己并无劝告人的资格；二是明白这世界有两件事最难：把人家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和把自己的想法装进人家的脑袋；三是我最不愿看到的：闹不好引起误会，得罪人。

　　所幸的是同乡的淳朴。多少年后在深圳偶遇，那位朋友已是成功的商人，闲时出了本诗集自娱自乐。他很庆幸当初紧急刹车，没有钻牛角尖，不然至今肯定一事无成。

　　我自然为他高兴，也一再提醒自己，今后决不可为了交代人情说过头话。

　　糟糕的是，过了很多年，我竟好了伤疤忘了痛，又犯了老毛病。

　　客居某城，应约参加当地老友的饭局。席间老友把一位同是外地人的同行介绍给我，并告其在当地打拼的不易，以及在万难中苦苦追求文学的种种，嘱我为他将出版的作品集作序，以利他在当地文坛立足。我自知人微言轻，但“同是天涯沦落人”，倘能尽绵薄之力，当义不容辞。

　　后来的结果是多年前发生的尴尬再次出现。不同的是影响成百倍地放大了。我压根儿没想到，那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后生是个极富雄心且斗志极旺的牛人。不久后就看到他为了争夺各类文学奖从地方到中央，从口诛到笔伐，从书信到互联网，告状、申诉、呼吁，直欲翻天覆地。尽管这样的奋斗在圈子以外的人看来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可笑复可怜，但他却始终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在这场“捍卫正义”之战中，我的那篇不无溢美的序言和其他所有他认为可以为之壮声势的文字皆被反复引用，附录于控诉书，发布于互联网，大叨其光。好几位对我略有所知的朋友来电质疑我那序言是否确有其事，我只有默然。对正发生着的事件我无可置否，无可置喙，无可左右，无可切割，只能像一个失身的人即便悔之莫及名誉也只能任人糟践。自然，对我这样一个俗人，名誉不名誉的无所谓，但一个自以为早已与世无争的过客，因为偶然的不慎卷进一场无厘头的纠纷，总是有一点冤哉枉也。

　　认真深究，责任仍在自己：过誉、溢美，本质上与讨好、谄媚无异，不负责任的好心其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的，只是一时觉察不到而已。因此而受到教训也就是活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