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冰天雪地芳草地——我和《文艺报》的49年交往

　　生活中总有一些期待，在突然降临时，你才明白多么需要它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饥渴。我就是这样邂逅《文艺报》的，49年前缘于与李瑛的一次见面。

　　1965年初夏，我身上带着昆仑山的雪迹，到北京参加总政举办的第九期新闻班。一天下午，趁着学习的空隙，我带着自己的一组诗稿和李瑛的诗集《红柳集》，到定阜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送稿。说是送稿，其实在我心里比这更看重的是让李瑛给《红柳集》签名。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些西北题材的诗。我来到李瑛和纪鹏合用的一间窄小的办公室，他接过我的诗就看起来，还不时用铅笔在诗稿上划一下。我坐在他对面，无意间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文艺报》，好奇，还有这样的报？我便顺手拿起来翻阅。真开眼界，张光年、冯牧、李凖都在上面写了文章！李瑛很快就看完诗稿，说可以“留用”。他见我拿着《文艺报》在看，就说你们在高原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据说当天的报纸20天以后才能看到。我告诉他，这个《文艺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这真的不奇怪，常见在边疆跑车的汽车兵，就是《人民日报》也难见到。李瑛说，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多读书，这个《文艺报》不能不看，你要是喜欢它就拿去看吧！

　　临别前，李瑛再次让我选几本《文艺报》带走，说着他又从书橱里拿出几本放到我面前。我不好意思多选，只带走了1965年第5期《文艺报》。这一期有部队作家林雨写的创作体会《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还有别人评论其小说的文章。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林雨这个名字，他当时创作的军事题材小说《刀尖》《五十大关》在全国引起广泛好评，我很想知道他的创作秘诀。那次我返回高原，读《文艺报》上那篇林雨小说的评论，我摘录下一段文字，那是在说林雨在创作《五十大关》时是怎样“想”的：“由于作者在生活中‘想’得深，‘想’得广，‘想’得远；从个人想到集体，从连队想到全军，从国家想到世界，从军事训练生活想到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想到大兴三八作风……因此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比较深厚。所以，不同地位、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感受，接受不同的启发与教育。”今天重读我抄下的这段文字，觉得它仍然对文学创作、对人生有可贵的启示。

　　那次进京，两大收获，一是见到了想见的诗人李瑛，二是结识了一个文学益友《文艺报》。当然也有遗憾，没有得到李瑛的签字。弥补这个遗憾是在32年后，1997年11月，我找李瑛请教创作的问题时，拿出《红柳集》，说出原由，让他签名。他接过诗集，想了想，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是一片枯萎的叶子。”我一直回味不出这片“叶子”的蕴含。到哪儿寻找一片树林？从何处得到一方青草？就从珍爱这片“枯萎的叶子”起步吧！我还想说的是，我这大半生在青藏高原的雪山冰河奔波，与《文艺报》相交差不多半个世纪，她也是滋养我文学人生的冰天雪地里一片蓬青的丛林、一方温馨的芳草地！

　　什么时候你如果觉得生活或写作不愉快了，就抬头望望窗外，有无限风光。此后，《文艺报》渐渐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就理所当然地把她比做窗外的阳光。其实，所有的阳光都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文艺报》吸获的营养自然是文学，但我更看重隐藏在文学后面的做人的营养。我尤其关注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编辑的文章或别人介绍他们的文字，真情实感，口心一致。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懂得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虚假的东西。一些人谈自己或借别人之口谈自己的文章，言过其实，水分过多。老一辈作家、艺术家们则不然。在“文革”结束不久以至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要珍惜一张报纸或一本刊物不容易，而要忽略它们太容易了。《文艺报》一直是我桌上、枕边的读物。

　　1989年8月，我的第10本作品集《昆仑山的爱情》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从未谋面的四川大学教授曾绍义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他寄给我并附一信，希望文章能在《文艺报》发表。我自然和曾教授怀有同样的发表欲，可是当时我在《文艺报》没有一个熟人。无奈，我将文章转寄报社，并附上曾的信。说我那时没有期盼那绝对不真实，但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我只能选择等待。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没出半个月，这篇评论刊登出来了。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1989年12月30日文学评论版的《评王宗仁的散文报告文学》，3000多字的篇幅真不算短。我知道文章的责任编辑是孙武臣时，事情已经过了6年。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偶尔遇到孙武臣，他主动找到我，我们才相识。这时孙已调到鲁迅文学院。从此我们常有来往。两年前，他还把自己出版的一本谈论散文创作的书赠予我。生活中虽有偶尔，但它昭示的却往往是必然。没过一个月，1990年1月28日，《解放军报》也刊登了一篇评《昆仑山的爱情》的文章——《镌刻在昆仑之巅的碑文》，作者是刘业勇。我们也是互不相识。两年后刘业勇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第二炮兵下属一个基地的宣传干事。

　　我真的好感慨：看明世事透，认得当下真；名利可轻抛，事业净千斤。

　　如果说我还有期待的话，就是希望我周围还有许多业余作者能从《文艺报》汲取文学力量。应该说，进入90年代后，《文艺报》与我所服役的总后勤部作家们的来往空前频繁。时任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多次强调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加大文化的含量。他要求后勤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文学队伍。总后政治部文化部长卢江林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老会员，创作过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抓文学创作自然是内行，很得力。领导掬取天池水，洒向作家都是情。再加上周大新、马泰泉、王宏甲、曹岩、烈娃、咏慷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专业作家的引领，我呢，作为创作室主任就是具体来落实。天时地利人和，总后的业余作者队伍如雨后春笋，充满活力，富有激情。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到两次文学笔会，两年一届的总后军事文学奖一直坚持至今。我们的作品多次亮相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我们申请经费为11位业余作者出版了他们第一部作品集。《文艺报》对总后这支创作队伍多次报道和给予评论。据我的记忆，李瑛、张锲、陈建功、高洪波、雷达、朱向前、黄国柱、张志忠、丁临一、周政保等作家评论家，都在《文艺报》发表过评论总后作家作品的文章。有一件事让我难忘。有一次，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贺绍俊参加我们在京郊举办的文学笔会，他深入到与会作家之中，和他们做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了这些业余作者艰难成长的历程。笔会结束后，他把我作为穿针引线的“中间人物”，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双重的神圣——王宗仁和青年作者的故事》，在《文艺报》头版头条发表，还配了几张图片。这篇通讯引起了广泛关注，它的影响延伸到了部队的基层单位，青藏高原一些团队在他们的政工简报上还作了介绍。

　　我曾经在全军一次创作会议上，介绍总后业余文学队伍的成长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领导的重视，诸多评论家的扶持，还有像《文艺报》《解放军报》这样媒体的助推，无形中给总后这支文学队伍筑起一道温馨的围墙，抵挡并消散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冷意或者阻力。我们知道，业余作者成长的道路大多数不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