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胜：《文艺报》往事点滴

　　时下有所谓的“信息爆炸、全媒体、自媒体时代”一说，是的，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如此快捷，如此多元，如此混沌，又如此的简单，超乎寻常想象。君不见，如同股市的行情盘面随时都在翻转腾挪，信息的更换也以分秒计，信息的覆盖无所不在，由此，对于新闻报纸如何适应、如何生存，提出了挑战。当然，作为一份文艺类的专业报纸，《文艺报》如何吸引读者，如何在艰难的阅读环境中，求生存得发展，多有难度。

　　都说，人间要好诗，生活不能没有文学；有文学，也就少不了这份报纸。

　　我记忆中与《文艺报》的交集，是在上世纪的事。时间真快，5年前，在北京纪念《文艺报》创刊60周年的事，嘉宾如云，讨论文学批评的诸多问题作为纪念主题，建言献策，热热闹闹，恍如昨昔。

　　记忆中，我对《文艺报》最早的印象是那份半月刊杂志，骑马钉的装帧，白色素雅的封面，阿拉伯数字的期数标识，给人以醒目而不失亲切、轻松而不失厚实的感觉，集鲁迅字体的刊名更显得书卷味很浓。她以理论和评论文字阐释文艺重要现象与走势趋向，也有一些文艺热点问题的评述与介绍。具体的栏目设置，因时间久远已然模糊，但突出印象是文学类多，艺术类少些，理性分析的文字多，新闻性的报道偏少。仅就这些，我当时觉得叫“报”，不太名实相符。但是我习惯于从那些众多栏目中，读到对于我所喜欢的作家与作品的评介，也喜欢那些即时的文艺现象与文艺情况的披露和报道的文字。其时，《文艺报》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的年月，在文艺形势刚刚解冻，揭批“文革”的思想禁锢逐步展开的新时期之初，坚持直面当下重大文艺论题和思想，独步于文艺刊物之林。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介入，成为一时谈资，也成为一段显赫的历史，凡几十年，虽“文革”期间停办，在她复刊之后，仍然给人们一种权威而神圣的印象。不客气地说，《文艺报》在新时期之初，是众多青年作者的文学高地，我开始学写作，就把杂志中的诸多文章当范文，虽然我到北京后最早投稿，记得是《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因为有一个刘姓学长在那里做编辑。而《文艺报》是我们文学青年必读的。那时，在图书馆，在书店、书摊，这份杂志很醒目地摆在前排。每每在这样的场合，我首先拿起的是她，也因为仰慕，想象着有一天能在上面发表文字。这个愿望虽然好久没能实现，却一直是我心中不大不小的目标，而在后来，更让我有幸成为她的编辑同仁们的朋友。

　　当年文艺报社在沙滩大院，我没有特别地去拜访，那时候我刚步入新闻工作，编副刊跑文艺口，同文艺界联系多了，同文艺报社的同行接触也多了，80年代中，就与《文艺报》的陈丹晨、吴泰昌、孙武臣、何孔周、朱晖、贺绍俊、张陵、潘凯雄等前辈或同道们，以及晓蓉、臧小平、陈明燕、沙林诸位跑新闻口或副刊的同行熟悉。记得几年后，忽然看到《文艺报》改半月刊为周刊，改杂志开本为对开的报纸，读到她时心中不免戚戚，一时还不习惯，觉得少了那份庄重和厚实。私心想，同是办报人，我更希望这份专业文艺报纸雅致、机敏、厚实、耐读，可收藏留存，是文艺报刊中的重武器、全盛宴。一段时间后，她办得风生水起，人气很旺，读者不乏好评。报纸栏目多样，说文谈艺，即时的重点作品述评，个案的人物采访，可谓“文武昆乱不挡”，文事新闻、文学评论、美术影视、书画副刊等等，各呈异彩，相得益彰，轻盈又厚实，动静相宜，有了评述与报道兼具、点与面结合的面貌。由于出版周期短，新闻性纪实类的增强，更有一种报告当下、及时再现的快捷，一些纵览文坛风云的特别策划，出于本报编辑记者的手笔，既有新闻时效的敏锐，又有专业性的沉实丰厚。渐渐地，她“报味”突出，形成自己的路数和面貌，也为我们众多新闻和文学同行们所羡慕。

　　约在30年前吧，我那时住在建国门桥附近，一日晚间，步行到附近的小羊宜宾作协宿舍孙武臣先生的家串门。老孙当时是评论部的头儿，朱晖是他的搭挡，老孙健谈且噪门大，说到兴奋处，以笑声代替表达，激起你的聊天兴致。他知道的文坛掌故也多，再加上说话时一口一个你的名字，让你感到亲切自然。那天，我说起一篇文章选题，他说，讲讲提纲，我记得好像是关于改革小说的内容，在他的客厅里，竟让我从头说说我文章内容，当时，搞得我有点紧张和不快，心想，我来拜访聊天，你是不放心我文章水平，还是因职业习惯不忘工作？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他说，你写得比说的好啊。殊不知，那么晚了，在那里同你说文章，情绪和心情会好吗？记不起最先向《文艺报》投稿的是哪篇文字，经朱晖兄和老孙还是谁了，但在80年代内，我只写过三五篇小文章，最早的是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后来是周大新的中篇小说述评等。但是，泰昌、武臣、朱晖专事评论的诸君，或约我写或催我动笔，才让我的文字成为铅字，也遂了当年学写作时的夙愿。

　　如同人一样，报纸也是有个性的。《文艺报》的个性，是沉稳中见轻松，这取决于她的办报思路。报纸的出版周期短，开本设计大众化，内容讲求时效性，在及时捕捉现象的同时深入研究理论问题。说是“报”，因为报道现实，快速追踪文坛事件，也无不可，而她常有深度的探索和理论的解读，又有刊物杂志的理性化色彩。她是报也非报，亦新闻报道亦理论评论，理论批评宏大叙事，报道特写轻松活泼，成就了这份报纸的可读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新闻是易碎品，但也是未来的历史。在当时的文坛这类报纸不多，《文艺报》是龙头，顺应那一时期热闹的文坛，改版后有声有色，为人关注。这个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只是，改版以来也近30年了，现在的文艺形势和文化生态，特别是读者阅读的趋向兴趣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学不像那时期风光无限，集万千宠爱，如此一来报刊要随时代变化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坚守和保持习惯的思路，怕是难以让更多读者关注。在全媒体时代，报纸要有时效，但与网络无时不新、无远弗届的功能相较，也是滞后的。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文字是提升品位的一个重点，可是，报纸版面篇幅受限制，同杂志相比，专门化的深入和理论性的阐述，在有限的版面上是捉襟见肘的。报纸的大众化和新闻性，与杂志刊物的沉稳与厚重，可以互补，但也可能是双刃剑。

　　20年前，文艺报社刚搬到了现在的办公地点，每有机会，去那个有点拥挤的办公室里转转，在文学部或者理论部，总有老孙兄、朱晖兄、凯雄、张陵，还能看到总在忙碌的绍俊等人，或者，到向阳一面的泰昌先生办公室坐坐，找他的人或电话多，抽根烟就抽身。而老孙和朱晖总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接待熟悉的朋友，总见他们有笑料产生，对口相声或插科打诨，朱晖说再由老孙捧，常留住我及众多的来访者，开怀大笑，或引火烧身似的被调侃之后，没来得说正事或者看一下诸位博学者们案头上的图书文稿什么的，就到了中午时分。这没有目的的造访，感受到的是文学的随意、亲和，或者一份报纸同仁们的随和、亲近。而今，这几位都离开了报社，而那份友情，文学热闹时代的编辑们轻松活跃的相处，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每在读到这张报纸时候，就想到他们，想起那不再有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