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谈新书：是对当代社会的抗争性观察

王跃文(左)与龚曙光

　　本报记者 邹晨莹

　　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新书频现，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首发式上，王跃文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文学评论家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

　　一

　　“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这一类人是文化人。”为此次对谈定题的龚曙光开宗明义，“我们今天谈论的是这种广义的文化人， 他们的宿命与抗争。”他认为，这类人正是社会生活中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能力的人，“是活跃的社会主体”。

　　对话的两位名人正处“五十知天命”的阶段，他们都把文化人的宿命归结为：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

　　龚曙光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经历，从大学教师到文化企业家，他说自己的理想绝对不是当商人。“但是现在我无疑已经是一个商人”，他认为，这是他的宿命。

　　从县政府、市政府到省政府的公务员，转而走到体制外潜心文学创作，这是王跃文的轨迹。“作为一个公职人员，王跃文不太爱社会给他安排的角色，至少是不太舒服，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开始写作，表达一些冲突，又是宿命之下的一种抗争。”龚曙光以老朋友的身份替他这样总结。

　　二

　　一部诚实的小说，折射出了文化人在历史潮流、社会现实中，或能动或无力的日常感情生活。作家王跃文坦言，《爱历元年》是温暖的回归，是他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抗争性观察。

　　王跃文自评，新书《爱历元年》虽然表面上写了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情感故事，但却体现了一名文化人对急速转型的社会的理性思考和对生活冲突的理想解决路径。

　　无论是过去写的官场、乡村，还是现在写中年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王跃文强调，那都是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写那种故意把故事搞得波澜壮阔，非常曲折，甚至离奇，我觉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生活的极端状态。”

　　王跃文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非极端的人情冷暖。“当社会被变迁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然后写出来，”他幽默地说，“当然丢失了钻石，我就更高兴了。

　　他感慨，写完《爱历元年》，他感到内心明亮起来，“我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生活的温暖，我希望我写出了几个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龚曙光评价，“他选择了温和，这是他抗争的一秉烛光，他绝不追究能否重圆，他就相信破镜能够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