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尚：充满个性的批评是批评的命门

　　与其他跟文学有关的文字相比，文学批评应该是跟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最近的亲戚，因为是最近的亲戚，所以说及具体文本，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现象之间该是比熟人还要热乎的亲戚间的交谈，不用客套、不用铺排、更不用显摆，有宜人处就不吝伸出大拇指，有未尽之点就引而伸之，有阙失不足就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如果竟有玩虚的、作伪处，不妨拍案而起。显然批评，而不是史论、不是文论，贴近文本，拿稳现象，直截了当地说出具体对象的寸长尺短——当然是批评者自己所立，应是读书为文的上上策。

　　文学批评的要紧处，当是独异角度的确立，也就是看得深些，奇些，有时不妨怪险。这一点，说是衡量具有文学禀赋之多寡的要件也不为过。来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诗歌史上，向为名篇佳什，用不着他人饶舌，而到诗人闻一多手上，历经一番体悟的描摹，再有别解，指为深含“宇宙意识”的华章，颂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评诗说文者把话说到这样的份儿上，我们会有几分担心在了。不过，也就在这样带着几许的犹豫，我们随着闻氏的指点，重吟此诗，大有更上层楼的胜意现于眼前的慨叹。

　　其实细加想来，文学批评求险求怪，本来就是此类文字的本分，也是其助益文学长生不老的法宝。正是这样看似无本之木、无水之鱼的凌空而起、御风而行，带来了文本的活力，甚至让世间久已遗落腐朽的文字生生还魂再世。16世纪苏州街头巷尾流行过的弹词《再生缘》，久绝人间。20世纪曾许为普罗文艺的盛世，然而时至今日，这部洋洋80万字的作品，也难入文学史家的法眼。陈寅恪晚年大为称许这篇下里巴人的文体，允为至文，可与天竺、古希腊两大史诗比肩而无愧色，为此郭沫若引为同调。

　　当然，批评也不用更不必多如闻氏陈氏那样可以凭诗藉文开一读书为学的生面，划一深思乐美的天地，往往以单文只字、一末一节的心领神会而大破远雅古典的森严峻美的连环之阵，而收柳暗花明的深远悠长之味。英人莎翁的悲剧，干脆就是文学的代名词，读者无数，评者如潮，但其奥义魅力竟是欲说还休。胆大而勇为评莎剧者的妙文，为耽文嗜诗者所过目不忘的罕有，而一篇似是敷衍短文“麦克白的敲门声”，竟随莎剧走进千家万户。只是那个夜半三更的惊心动魄的敲门声，不似鬼敲胜似鬼敲，让我等日日夜夜担惊受怕，临睡还要看看自家门后的暗影是否别有故事存焉。

　　批评文字需要新锐而明敏，使读批评文字者先是一惊，再是一异，终是叹为“良有以也”。这类文字其实很不易写，等于是文学创作一般。《刺客列传》，已经算是文学的旷世经典，加之世纪末的世界大同、历史终结的喧嚣，指望人们再在其中读出新意，真有点儿痴人说梦的劲头儿了。张承志毕竟是张承志，逆势而上，竟然使这篇沾染着血腥气的古文，翩然成为“清洁”的泉流溪水，汩汩流淌在当下文学太过柔弱的原野上。这里当然说的是他的散文名篇“清洁的精神”。再往狠里说，这样的文字已经不是新锐明敏所可了得，干脆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雄文了。“清洁的精神”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学创作，二者兼得，当是批评文字的上乘，如果说是神品滥词显得有些轻佻嫌疑的话。

　　以上所言诸人诸例，这似乎说的都是要在中外古典中别寻新义的途径。严格说来，文学批评的重心概不在此，应该蓄力用心在当下的新作新人、新气新象上。此言甚真，只是略显急迫。其实古今一理，文学批评要在激扬文本，丰饶诗意，余力又在别面奋力卫护标新立异的能事，而不在于纠结古今中外之别的细枝末节。如果允许直言的话，理想的批评，往往是文坛艺场的前辈名家，学园的硕学耆老，仗其行家里手的眼力心劲儿，掖进新手后学，为其撑开一片天空，以欢呼文学少年缔造狂飙突进运动浩气的扶摇直上；或者，荡出一地广阔的舞台，让文学美妇舞出曼妙灵动的影姿，如是文学幸甚，时代幸甚。

　　不过，如此美愿，往往适得其反，声望卓异者的固步不前、甚至猜忌后生的可畏也不乏其例，甚至如歌德那样的人中之凤，对天才不世出的荷尔德林也冷淡有加。如是整个文界艺苑、媒体宣传领域追求多元、营造开明的场域空间，就显得越发紧迫，也越发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