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广西文学》“80后”小说专号研讨会综述

　　近日，《广西文学》“80后”小说专号作品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广西理论家协会主席容本镇、《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十月》副主编赵兰振，以及张燕玲、鬼子、凡一平、黄佩华、严风华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会。会议由《广西文学》主编覃瑞强主持。

　　为了推出广西更多更年轻的作家，《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推出“广西‘80后’作家小说专号”，延续了《广西文学》培养和扶持广西本土文学后备力量的办刊理念和宗旨。在1996年，《广西文学》策划推出了“广西青年小说家8人作品展”，展示了广西青年小说家的创作实力，后来这8位小说家成为了广西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2006年，《广西文学》又推出“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集中展示了人数更多的一批广西文学界的新生力量，引起关注和好评。这次借用“80后作家”概念，向广西优秀“80后”作家征稿，最终精选出小昌、侯珏、吴了了、肖潇、车海朋、马中才、韦孟驰、钟欣等8人的作品。《广西文学》主编覃瑞强认为，这8位“80后”作家无论是从生活经历、思考方式还是从写作姿态上来看，都与之前的广西作家有着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他们独特的文学景观，值得研究和探讨。与会专家对“80后”小说专号给予了积极肯定，从作家代际、创作技巧等层面对小说专号作品给予切实的评价，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问题，为广西“80后”青年作家今后的创作指明方向。

　　评论家张燕玲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肯定了“80后”作家达到一定程度的审美表达，并提出当小人物、小叙述、小意识成为小说基调时，需要作家在大时代观照“小”事物，或者说，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潜伏的“异化”、暗流的人性幽微，用笔触探寻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透过现象直抵世界与人性的本质。专号作品较多状写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家庭婚姻的蜕变，或日常的吃喝玩乐流水细节、无聊状态和精神困境。小昌、侯珏、吴了了的作品都在写青春期的游走和自我寻找，这些年轻人的叛逆与无聊，在他们琐碎的一地鸡毛中寻找各自的爱情和自我。肖潇、车海朋的作品也是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而这些底层的挣扎和沉默的人物是生长在乡土深处的，他们的背后有着生存与命运的黑洞和悲凉。笔触比较从容和平静，但叙述内里中藏着一种紧张感。如果可以，是否还应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人心何以如此？我们的生活何以如此？因为书写不能止于表象，应透过表象，直抵世界与人性本质。

　　王干从叙述人称、校园背景、乡村经验、世界与境界等四个方面观照广西“80后”小说专号，确认广西“80后”作家的创作特征。首先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大量而自由的出现，暗示着某种环境的自由和宽松，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三个中篇中，“我”讲述的不是他人的故事，完全是自己的个人遭际，从中能感受到“80后”这一代生存的选择和个人的存在。其次是校园的胎记。王干结合韩寒《三重门》指出，“80后”写作起步于校园，校园像一个温暖的摇篮，培养了他们的人生基调。他接着以侯钰的《立地成佛》为例，说明为什么“80后”写作会出现校园的背景。因为“80后”是从学校到社会，他们在社会中碰到难题的时候，老是想回到校园，所以他们对校园记忆的依赖非常强烈。第三是乡村的尾巴。《来自杨庄》等以乡村为背景的作品对乡村记忆的描写与“60后”、“70后”作家不一样，他们写另外一种乡村，从城乡两个维度阐释“80后”成长的空间。最后是世界与境界。“80后”没有经历社会动荡、理想破灭和信仰的纠结，所以，“80后”写得最多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和虚妄感，以及他们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这是“80后”的一个基本主题。

　　石一宁认为，《广西文学》这期专号提供了很丰富、很深刻的认识价值，同时，这批“80后”作家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正像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的叙述是相当自由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反映了“80后”这一代人与“60后”、“70后”迥异的漂泊的精神状态。特别是《赔偿金》中亲情淡化和人性退化的现象，让读者联想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共鸣。在技法上，这批作家不受文法局限，文学表达自由随意，但有失分寸的把握。他以《立地成佛》为例指出，作品写出了“80后”面对的生活困境，以及生活中难以解决的挫折和冲突，但分寸上还需要斟酌。因为小说的冲突、矛盾激烈到什么程度，最终导致主人公采取什么行动，应该有一种逻辑和理性在里面，而不能仅仅由作者的意愿来决定。描写一种情感关系、人际关系应该按照所描写的关系去写，按照内在的逻辑、内在的理性去写。

　　容本镇在发言中说，《广西文学》曾集体推出过几批作家，可以说《广西文学》与广西作家、广西文学是一同成长的，《广西文学》的成长推动了广西作家和广西文学的成长。这次集中推出的“80后”作家展示了广西作家队伍的后劲和潜力，真实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压力和他们面对的种种生存困境。小昌的小说借助爱情的外衣，写出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命运的不可琢磨和无法把握的状态，内涵丰富，语言功夫好，很有才气。《立地成佛》写“80后”生存的压力、躁动不安的状态，这是生活压力造成的，主人公最后被社会逼得喘不过气来，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他认为，有些作品写得太满，太直白，留白太少，给人想象的空间太小，这是专号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

　　赵兰振就小说的真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专号作品在真实性上有待斟酌。这种不真实既有事理的，也有细节的。比如，小昌的叙事中，男主角对古小童的留恋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古小童到底是哪一方面让男主人公留恋，关于这一点，小说写到最后也没有交代。《黄金船》的不真实在于作者对细节琢磨不到位。一个老人在家做饭，船上来了六七个人，他怎么做饭？这不是一件小事，要应付一堆人的饭，一个人怎么做得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作者只是一带而过，显得不那么缜密。衡量一个小说家是否优秀，就是看他能不能把读者拉进他所创造的世界，让他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赵兰振觉得《美女来到我们村》在细节真实上值得称道。比如在玉米地里被玉米叶的边缘刺伤，会出现什么状态；七八月份的水里面，傍晚时刻的凉意，小鱼怎么样咬皮肤——这是很独特的生理感觉，小说都有真切的呈现。

　　从年龄特征的角度，东西认为名家创作年谱是青年作家借以自我反省的参照物。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最后到“70后”、“80后”，中国文学流派越到最后越重视年龄，这是因为作家创作风格很难统一命名，风格没法概括。东西看到了当前青年作家创作的同质化问题。因此，他建议广西“80后”作家多关注作家创作年谱，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苏童的《妻妾成群》都写于非常年轻的时期。从创作年谱中反观自己的写作状态，可能会对创作有警醒作用。

　　石才夫在发言中说，小说家是有特殊使命的。时代、社会、国家需要小说家用他们的作品来涵养国民的性情，扭转社会的风气。希望“80后”作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及时关注国内外文坛前沿动态，拓宽视野和境界。《广西文学》承担着培养广西文学后备人才的任务，肩负着沟通区内外文学交流的重任。他希望刊物要办出特色，打造品牌，培养新人，发现新人，今后应该还要向区外的刊物学习，更新办刊理念，完善栏目设置，把杂志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