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农：史诗性文献性的结合——《王朝柱作品评论选》序

　　认识王朝柱已逾半个多世纪。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过几年，王朝柱也来附中上学。从中学到本科，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度过十几个春秋。音乐学院是个颇带洋气的单位，这里的教师有不少是欧美留学生，音乐教材多是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音乐。

　　王朝柱在这个单位里显得有点“另类”。他来自河北农村，是个土气十足的穷学生。冬天穿一身黑棉服，裤子的裤裆特别大，一张嘴就是口音浓重的河北 土话，活脱脱像个燕赵小“老农”。我作为酷爱民族音乐的学生，身上也有不少土气。“气味相近”，所以虽然我们差好几个班级，平常交谈的机会不多，他却给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期，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员工一分为三，下放到保定、张家口、天津等地的农村，一方面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继续进行“斗批改”。

　　我们不在一处，一别就是30年。我曾听说，他在天津葛沽的日子很难过，受到批斗。后来又听说，他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长期没见过面。

　　上个世纪90年代，有关单位创办全国性的传记文学评奖，我有幸被聘为评委。阅读入围作品的时候，突然看到王朝柱的名字，我既感意外，又感欣喜。 生动的文字，丰富的史料，炽热的感情，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一看作者简介，断定就是当年的老同学——一身土气的“柱子哥”。他的《李大钊》受到评委的一致 好评，获得首届“传记文学奖” 。评委会主任、军旅作家刘白羽亲自为这本书撰写评论文章。不过，在整个评奖、颁奖过程中，我们未曾有过任何联系，更没有见过面。直到90年代末，他的长篇 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问世，中央电视台邀我参加首发式，这才见到阔别多年的王朝柱。分别时是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如今俱已步入老年。交谈的话语不 多，却很亲切。他虽然成熟多了，但农村孩子那颗质朴的心并没有变。他大约觉得我也有不改初衷的地方。那次见面后，我们来往多起来，那时他已名满华夏，写了 许多轰动全国的作品。见面后，他每创作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都送本子给我征求意见，并邀我为剧组干点事。我只做了一点微乎其微的事，但很舒心、很愉快。不 仅因为是替老朋友帮忙，更因为是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奉献力量。退休之后，我干了两件自以为颇有意义的事：一是进入中华诗词学会，为诗词的复苏和复兴尽点 微薄之力；一是忝列于王朝柱的创作集体之中，为他的电视剧敲点边鼓。

　　王朝柱的创作路子很开阔，传记文学、舞台剧、电影剧本、电视连续剧，都有所涉猎。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 剧。他在这方面的建树是举国皆知、举世公认的。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音乐院校的毕业生，一个以作曲为专业的人，竟然会专心致志地转向革命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这还要把话扯远一点。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到来后，王朝柱并没有走进造反的潮流。他是学校保守派的中坚人物。保守组织被冲垮后，他也没有弃旧图新、改换门庭，起码对运动 持观望的态度。这在今天看来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在当年却被视为 “顽固不化”。为此，他在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被审查、被批判。“文革” 让他受伤害，也给他带来意外的收获。“停课闹革命”荒废了不少人的学业，却给他带来千载难逢的读书机会。当“读书无用论”横行天下的时候，他却大读其书， 近似痴迷地读书。文、史、哲各种书都读，特别是读了大量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的著作，从此，养成了对“史”的癖好。正史、野史，正面人物写的书、反面人物 写的书他都读。轶闻、轶事也都在他的关注之列。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他带来创伤，也给这位未来的学者型作家带来丰厚的文化积淀，可谓因祸得福。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纷纷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进行反思，进而把反思扩大到整个中国革命史以至100多年来的民族解放史。这总的来说是非常有 必要的。以史为鉴，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可以使人们的头脑更清醒，有利于更好地前进。但是，在反思中也出现了很离谱、很荒唐的观点。譬如，所谓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变奏”论、“告别革命”论，就迷惑过许多人。这种理论认为，“救亡”与“启蒙”，革命和思想文化建设是截然对立的，前者必然妨害后者。 这种理论还认为，改良比革命好，革命必然导致大破坏，延缓历史的进程。这种理论打起批判 “激进主义”的旗号，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是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者，孙中山是他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个主义的集大成者。和这种理论紧密相联系， 有些文艺作品把革命的代表人物漫画化以至妖魔化，美化反动人物。

　　王朝柱也在反思，他不仅思考历史，也思考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上个世纪后期，西方某些人利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失误，后来又利用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他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竭力通过意识形态来瓦解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不惜夸大事实、捏造事 实，丑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丑化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国外的西化、分化策略和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结合起来，使得中国革命的历史面貌面临着被扭曲、被丑 化的严重局面。怎样还历史以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艺领域面临的严重课题。王朝柱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正是在这种严峻环境中产 生的。它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回应了历史的挑战。

　　人们常常强调独立思考。我以为，王朝柱的历史剧真正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实事求是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亲自 发动了“史无前例”的“革命”。王朝柱没有跟着走，他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站到“文革”的潮流之外去。当“四人帮”被打倒，西方一些人乘机掀起“非毛化” 潮流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大量阅读，从大量铁的事实中作出自己的判断。针对革命历史被扭曲、革命领袖人物被贬损，他挺身站出来，用确凿的事实和动人的艺术 形象，还历史以公道，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事实出发，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这是他的创作原则。譬如写《长征》，遵义会议无疑是红军和党的命 运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王朝柱笔下，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个战役土城之战却是个败仗。由于情报失误，使我军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他真实写出了当时的历史情 况，这并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

　　这本书中的好几篇文章都谈到，王朝柱电视连续剧的显著特征，是史诗性和文献性的结合。我以为这样的概括是抓住要害的。所谓史诗性，就是说写的不 是杯水风波，而是一个大时代，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并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所谓文献性，就是说它不但具有艺术的真实，还具有历史的真实。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是生活中所有的。不但大事没有虚构，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也是有根有据的。所以，这样的作品既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收入艺术 宝库，也可以作为历史教科书，帮助人们了解具体的历史进程。《三国演义》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它是演义，不是真正的信史。王朝柱的电视剧和《三国演义》这 种类型的作品不同，是信史和艺术的和谐结合。

　　近几年，人们常用“感动中国”这个词汇，有关部门每年都要评“感动中国”的人物。各行各业都会涌现“感动中国”的人物，文艺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和作品？我以为，“感动中国”应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追求。

　　有的作品只在专业圈子里流传，打不到老百姓中间去；有的作品被外国人所青睐，却感动不了中国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被媒体炒得很热，实际上谁 也感动不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代代相传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感动中国的。一、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所感动、所记忆。二、它有助于丰富、 提升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王朝柱的作品，如《长征》《延安颂》《解放》《辛亥革命》……我以为是称得上“感动中国”的。初播就观者如潮，直到现在，有些电 视台仍在陆续播放，感动了亿万观众，滋养了几代读者。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得奖，在国外也得奖。《辛亥革命》在大陆热播，在台湾也引起轰动。一个人写了二十 几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其中相当一部分好评如潮，不但给观众带来了审美愉悦，更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现象在近来的文艺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王朝柱 的作品已经深深留在当代中国人的鉴赏记忆之中。

　　经过认真编选，《王朝柱作品评论选》终于出版了。我们从众多的王朝柱作品评论文章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里，不但收有新时期活跃在论坛上 的诸多不同年龄段的评论家的作品，还有曹禺、刘白羽、冯牧、胡可、赵寻、李瑛、逢先知等老泰斗、老专家的文章。刘云山同志在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还专门为 《延安颂》写了文章。这些文字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过，我以为对王朝柱的研究仅仅是开始。一个在新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一个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人 物，一个影响了民族精神的作家，值得人们对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进行深入的开掘。怎么看待王朝柱和“王朝柱现象”，他的创作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它在当代文艺 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会有不少后来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为厚重的研讨王朝柱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