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志：把我要的风景还我

　　“大地……给予所有人的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这是诗人惠特曼早在19世纪面对美国生态问题愤然写下的诗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面临的生态恶化并没有因一个诗人的呐喊而减轻，反而越演越烈，成为全球性危机。在已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环境破坏的程度与生态保护的艰巨均前所未有。陆续过上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居住在发达大中城市里的人们，在遭遇了恶劣自然祸患、变异病毒攻击、高温雾霾天气困扰等劫难后，忽然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栖息的空间因生态之弊而变得越发不如意，甚至不宜居，逐渐意识到由人类无尽的贪欲而导致的危害必须得到坚决有效的遏制。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举起“环保”大旗，身体力行地为之奔走呼喊。这些有识之士中就不乏作家的身影。不单是刘先平、徐刚、哲夫、胡冬林这些专注于生态文学的作家，许多其他题材领域的优秀作家也主动关注和思考环境问题，努力表现在环保观念下人类新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其中不乏有艺术光泽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钟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独具特色的乡土小说在文坛立足，进入新世纪后，转而投入生态文学写作，并一发不可收，短短几年时间，就以家乡陕北榆林和家乡铜川的生态保卫战为素材，创作了《天地之间》和《塬上》两部长篇小说，引起读者关注。他的小说从环境问题入手切入当代中国现实，直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透过细密而真切的现实主义笔触，塑造了敢于与中国版的“庞德贝”(狄更斯长篇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工厂主)们斗智斗勇的环保意识觉醒者群像，对“先治穷再治污”、“边污染，边治理”等观念和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托起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须双重保护的深刻主题。《塬上》在这方面的揭橥，尤其引人注目。

　　煤炭建材资源丰富的华塬县是大西北令人钦羡的富甲天下之地，无数淘金者曾在这里创造发财致富的神话。然而，煤炭业兴盛、水泥业发达，带给人们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致于塬上如画的风景只能到儿时的记忆中寻找。小说《塬上》就是从这个不起眼却又具有典型意义的华塬县写起，以治理水泥企业污染和建立自然保护区为线索，触及了环境保护、地域发展、产业升级、反腐反贪、安全生产等诸多问题，对热切向往并真情创造环保生活的塬上人进行了生动刻画，对时下仍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进行了冷峻思考，对中华大地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以及重视环保、宣传环保、追求环保的新理念进行了深情礼赞。浓郁的西北风情、扎实的生活质感、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立意高远的生态主题，使小说不仅具有现实冲击力，而且还闪烁着“与大地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和平”这样的思想光芒。

　　《塬上》让我欣赏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地写治理污企之难、官商勾结之恶，也没有以暴晒的方式展示污染之重、陋习之丑、腐败之痛，而是通过治污这个主导故事，使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让他们在利益、权力、欲望的选择中袒露心理和灵魂，在无法逃避的社会关系大网中编织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从而呈现出盘根错节、五味杂陈的纷繁世相，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渺小中的伟大、怯弱后的勇敢、卑微下的高贵。让我们看到了刘亦然、任万能这些“权贵者”的贪婪，看到了孙利、豹子刘这些“执迷者”的不堪；更让我们看到了康文、柯云、尚青这些“贫瘠者”的慷慨，看到了尚武、原生茂、曾智这些“觉醒者”的强大。小说的人物塑造可圈可点，其中多位人物形象饱满，充满张力。尚武身上寄托着父亲原生茂恢复“塬上风景”的希望，是有着现代环保意识兼具决策力、执行力的地方官员，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上果敢坚决，有勇有谋，正能量十足。曾智是尚武政治上的坚强后盾和情感上的有力支撑，他对尚武的赏识、理解、支持，是自然保护区建设不可或缺的保障，而这位“代表着诸多希望”的市领导，当年也曾为了自己的前程而负心于订有婚约的同芳芳，让人感慨良多。刘亦然是个刚愎自用、利令智昏的人物，他以县长之尊俯身袒护污染大户，只为蝇头小利，终使自己一步步陷落，毁于腐败，可悲可叹，发人深省。而民营企业家任万能在当下极具典型意义，他学识浅薄却敢打敢闯，为积累财富不择手段，白道黑道都敢穿行，一时间在华塬呼风唤雨；然而在治理污染和产业升级面前，他的浅薄狂妄、鼠目寸光害了他，不仅面临着矿难、污染、行贿等犯罪重罚，还遭遇了由于感情生活混乱带来的家庭危机，让他四处碰壁、狼狈之极，是必将被时代淘汰的落伍者。此外，康文的清高自守，尚青的内敛多情，柯云的随性从容，同雯雯的独立洒脱，杨秀女的泼辣强悍，都给人深刻印象。钟平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从原生态的生活中走来，带着西北塬上的乡土气息，他们不是虚构的影像，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塬上人对环保生活的憧憬与呼唤，犹如街坊邻里的和颜劝说，让我们不由得去侧耳听、定睛看、静心思，进而苦着他们的苦、乐着他们的乐、梦着他们的梦。

　　《塬上》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小说在揭示华塬自然生态问题的同时，还恰切地指出了社会的政治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态问题。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生态文化传播的“布道者”，钟平机巧地以华塬县为解剖面，勇敢地提出了社会的政治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态的失衡才是自然生态危机的真正根由。这一结论无疑是深刻的。这也使得《塬上》不是一般意义上倡导回归自然、关爱生态的小说，而是一部对当代中国国情有着深切洞察和透辟思考的小说。

　　《塬上》的环保意识是浸透在内里的，不是贴在表皮的虚张声势。小说尽管有“断欲歌”这样的暗示，却没有劝诫我们退归没有现代科技、没有现代生活方式的自然粗放的人类历史初期，去过所谓“天人合一”的生活。钟平显然是一位生态文明的现实派。他一切的努力在于启示我们，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须要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来思考，我们需要的并非简单化地回归自然，而是现代人如何与自然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在现代科技社会与自然生态条件中，探寻新型的人类生存方式。我想，这既是钟平的生态小说能够传达与现代社会相谐的生态意识，没有浅表化批判、单一化描写的原因，也该是中国生态文学可以走进现代人心里的正途。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有一首题为《挖土机》的环保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谁要是敢向你索讨/失踪的蝴蝶，蜜蜂和鸟/和几亩不能复活的春天/那一排狰狞的怪齿/就伸长着颈子昂头吼叫/‘……别阻碍崭新世界的队伍/你要的风景吗，还你！’”这首诗告诉我们，“挖土机”还给我们的只能是嚼碎的牧歌、残败的风景。

　　这显然不是钟平所要的风景。那么，钟平想要的风景是什么呢？是“朱舞，塬上兴”吗？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室主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