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作家共话女性文学写作

24日上午，论坛第一单元 戏剧类由徐坤主持(右一)。

24日下午，西班牙小说家玛塔·桑斯在论坛第二单元发言并答问。

24日下午，西班牙小说家埃尔维拉·纳瓦罗在论坛第二单元发言并答问。

　　第二次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于6月25日落下帷幕。论坛期间，来自两国的作家、诗人、学者围绕“新时代、新声音、新方向”的主题进行了多场文学对话，涉及戏剧、小说、诗歌等领域。他们的交流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相同的则是各自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灿烂的文学成就。也因此，这次跨越遥远距离的对话既有思想的碰撞和语言的交锋，又有面对世界性话题时的互相理解和支持。

　　时间来到今天，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给人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安和紧张。每个国家的文学都要面对这一变化，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文学这门古老的艺术该如何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熙熙攘攘的时代。而对女性作家来说，她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更加繁多和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承担着更多来自传统和当下的压力。怎样在写作中克服这些压力，并在作品中呈现出变化的复杂性，对她们而言是艰难的，但又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需不需要“女性文学”的标签

　　女性文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将性别身份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并进行特殊标记，本身是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原因的，其目的在于建立女性的主体意识，提高作家对女性命运和处境的关注。在中国与西班牙两国的文学发展中，“女性文学”或者说“女性写作”都曾被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如今，女作家的写作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标签来界定，结论在两国作家那里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女作家在发言中不再刻意强调“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她们既不愿意在名字前面加上性别的身份标记，也有很多人否认存在一种“女性文学”的类别。在她们看来，文学作品只存在高下之分，并不存在性别之分，女作家或者“女性文学”的提出，会被视作对她们文学创作成就的“贬低”和文学创作能力的“降格”。这在徐坤、魏微、荣荣、娜夜、吴彤等的演讲中都得到彰显，她们更加看重的是，为自己的生命发声，为自己的心灵和族群诚恳发言，为时代精神书写只属于自己的赞美与感喟。

　　而在西班牙女作家眼中，女性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当然，这也与西班牙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近15年来，在西班牙的舞台艺术界出现了不少女性作家协会，它们在传播和促进女性舞台艺术、进行课题创作调研、反对性别歧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摆在女作家面前的另一个现实是，在艺术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女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工作更多，薪水却相对较少，她们的艺术生涯也比男性更加短暂。玛塔·桑斯在她的演讲中就基于女性的境遇反复强调，自己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写作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是因为那种认为与男性平等的幻想今天彻底破灭了。但与此同时，她也认为所谓的“女性文学”不该是简单地贴标签，也不是人们站在动物园里观看濒危动物时涌起的怜悯之情。

　　痛苦和焦虑成为作品的重要构成

　　中西两国女作家对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的不同看法，与她们的实际生存境遇和写作处境紧密相连。尽管她们对这个定义本身存在分歧，但她们的书写也存在一些相似性。比如，女性的痛苦和焦虑成为她们作品的重要构成，这也成为推动作品不断完善的原动力。

　　诗人荣荣以《为了更好地呈现》为题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她认为，诗歌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唤醒——唤醒良知、正义、大众的命运、生存的忧患、向善的情感和真实的感动等等。作为一个女诗人，荣荣提到了女性普遍面临的焦虑和困境，并认为在现实中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缺乏安全感，存在更多焦虑感，生活带给她们的伤害也许更大。她于近两年创作的总题为《时间之伤》的诗歌，大多围绕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和心理展开。她说，我写这些诗歌，只是想真实地将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的抱怨和挣扎、失意和不甘说出来，也努力传递一份同时间和解的顿悟与明白。“我并不想作标签写作，写作更年期诗歌只是对女性这一特殊阶段的一种诗意呈现。”

　　类似的情形在西班牙女作家那里也多有体现，很多人在发言中都提到，来自女性性别本身的痛苦推动了她们的创作。埃尔维拉·纳瓦罗就谈到，问题在于女性很难像男性那样去行使职权，因为早从幼年起，她们就被教育如何去取悦他人，而不是去竞争和行使权利。由此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让她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而且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玛塔·桑斯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痛苦成为小说创作的动力，尤其是那些令全世界女性感到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表达自我”。

　　关注女性变化的力量发出新的声音

　　“时代的变化”是本次论坛重点探讨的一个主题，面对加速发展的社会，文学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对女作家的关注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有方方、池莉、徐小斌、迟子建的写作，到90年代有陈染、林白、海男等的书写，直至今天性别意识从模糊到觉醒再到淡化……中国女作家如今更注重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发言，聚焦女性的变化带来的力量。

　　作家徐坤由门罗的小说《逃离》谈及女性文学中一直存在的“逃离”主题，认为“逃离”体现了女性对单调重复生活的厌倦、挣扎与反叛，对命运和宿命的不恭、憎恶和背弃。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女作家相比，她认为当代女作家在书写“逃离”时，主客体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铁凝的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和池莉的小说《她的城》中，女人已成为两性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她同时强调，这类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互相平等对话。中国女作家不再单纯、偏颇地进行女性文学写作，而是希望表达人类共同理想，切入生活的实质。

　　变化不仅体现在主题的转换上，女性命运的变化在西班牙女作家看来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意驰尔·帕斯夸尔的戏剧作品中就有大量鲜活的女性角色，她们怀有梦想，不畏变革，不趋炎附势，不盲目遵从，为生活点燃希望，并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自由、独立、团结、希望和乐观，是她戏剧的主题。她的“非裔女人三部曲”就是书写女性变革的作品，她希望通过这“三部曲”，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同时告诉人们，这些伟大的女性一直为建立一个平等世界而不懈奋斗。

　　诗歌创作中的这种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西班牙诗人诺妮·本内哈斯谈到，她发现在诗歌中，女性正在从被书写的对象变为表达的主体。以前，她们与大海、战争一样，成为男作家诗歌中的常见内容，而被界定为母亲、圣女等形象。现在一切都在改变，她们的形象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有更多女诗人去写她们心中的女性和世界。

　　尽管语言不同，但当两国作家分别朗诵起她们作品的片段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打动。无论是带着地方方言的中国诗歌朗诵，还是抑扬顿挫的西班牙小说叙述，都营造出了诗意、宁静、广阔而宏远的空间。人们的心灵在这里获取了片刻的沉思，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上，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看起来是那么渺小和艰难，但又是如此丰富和生动。更为奇妙的是，纵使相隔千万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呼应和联系。文学为纪念这种呼应和联系提供了契机和见证，它也因此成为对时代记忆的鲜活留存和明证。文学的声音有多独特和丰富？西班牙诗人以她的诗作了回应：

　　说一个“其他”，让“其他”自现。

　　说一个“云彩”，让云彩停滞于充满含义的天空。

　　说一个“雨水”，让雨水爆裂开来……

　　说“字词”，让字词如果实一样绽裂……

　　说声“沉默”，说声“说”，说声“什么也没有”，但是，说吧，说吧，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