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

　　相继进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近两年集中发力，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他们的作品逐渐摆脱了对个人经验的简单书写，进入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得到了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在去年的长篇小说年度盘点中，多位“70后”作家的作品被提及。今年上半年，“70后”出长篇的热潮依然在延续，张学东的《尾》、肖勤的《水土》等作品相继在刊物发表，并即将出版单行本。

　　在批评家张莉看来，大多数“70后”作家是以写中短篇小说出道的，在传统文学刊物上不断发表作品，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才能。现在，他们大都到了40岁左右，经验和技巧都积累得比较充分，所以集中推出长篇是非常合理的。我们也一直在期待“70后”作家能够写出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而这股长篇小说热潮正好是对这种期盼的积极回应。作家徐则臣谈到，在一些文学界人士的脑中，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文体等级”观念：以长篇小说为上，其他文体都是等而次之的。一个作家似乎只有写了长篇小说，才能够进入“经典化”的谱系。很多“70后”作家一直在中短篇小说领域默默耕耘，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却长期被忽视。实际上，“70后”作家并非没有能力写长篇，随着他们对自我、社会、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入，他们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来展开叙述。

　　“70后”作家在创作这些长篇小说时，体现出非常认真、执著的态度。徐则臣写《耶路撒冷》，用了6年的时间。他说：“写完这本书，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后不管写什么书、不管做什么事，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为了这本书，6年来我一直在坚持。”李浩写《镜子里的父亲》用了5年，他不断地思考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接近“父亲”这个形象。在作家宁肯看来，他们写作的时长与作品的长度均呈现出一种“从容的、开阔的、不计后果的孤独”，这即便在“50后”、“60后”作家群体中也并不常见。对于长篇小说写作来说，“长”首先是一种心态，没有长途跋涉的心态，就很难写出有长度、有厚度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与相应会产生的作品格局，对一个小说家具有决定意义。有了这些东西，不一定会保证一个作家成功，但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哪怕他的努力是暂时失败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由此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小说世界。

　　“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在对现实和历史的叙述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张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现实和历史都有其特殊性，就“70后”一代来说，他们所生活的现实就是具体的、个人的，因此我们不能够用“史诗性”、“宏大叙事”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作品。我们总是批评“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缺乏历史感，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是通过写个体来表达现实与历史。比如，在乔叶的《认罪书》中，女主人公金金是一个“80后”，她不是“文革”的亲历者，她对历史是陌生的。她首先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可是因为她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梅梅长得特别像，从而获得了进入这段历史的钥匙，历史与当下进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传统的小说大多是从历史写到当下，而乔叶的作品却从当下写到历史，再返回现实。这种“逆向书写”和“旁观者视角”，使得作家对历史的书写下手更狠，读者也随着作家的叙述对历史产生一种震惊感。

　　作为一个写作者，徐则臣也经常思考如何在长篇写作中处理个人与历史关系的问题。他说：“很多读者和批评家跟我说，真正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应该故事脉络清晰、情节跌宕起伏，要有宏大的历史叙事，把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推到前台。但是，我更愿意把个人放到前面去，把人物的内心作为最重要的一部分来写。所以，我在小说里面更专注地深入人物的内心，而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很多小说一样，拼命讲故事。如果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入到过去从来都是习焉不察的地方，叙述肯定要慢一些，而且语言密度、速度一定会跟过去不一样。”

　　除了不一样的历史观，“70后”作家对小说结构也有自己的思考。徐则臣谈到，传统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采用线性结构，讲一个连贯的、逻辑严密的，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像公交车路线一般清晰的小说。这种故事跟当下复杂的社会之间有很大的“不及物性”，因为现在的生活不再是线性的、固定的，而是充满了那么多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因此，在写作《耶路撒冷》时，他采取了这样的结构方式：分奇数章和偶数章，奇数章是小说的主体故事，偶数章是主人公初平阳写的专栏，总题目为《我们这一代》。主体叙述不断地涉及社会上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专栏则多侧面地反映人物的内心感受，形成了复调的效果。

　　在张莉看来，很多“70后”作家都在长篇小说文体上下足了功夫，体现出鲜明的文体意识。比如鲁敏的《六人晚餐》以不断跳跃、闪回的时间轴，从6个主人公的视角书写了“失败的大多数”。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则通过镜子意象的设置，呈现了“父亲”的多重侧面及其对当下的影响。很多作家抛弃了线性叙事，回到一种共时性叙事之中，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宁肯认为，小说的结构就是作家思想观念的体现，这些结构方式的出现，说明“70后”作家意识到了现实和历史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挖掘、靠近，进而进行叙述。

　　“70后”作家的这些探索，值得批评家和读者继续给予关注。在长篇小说领域，那些上世纪80年代就成名的作家，一出长篇小说就可能成为热点话题，而相对年轻的作家的长篇小说却可能受到忽视，但是批评的工作需要有一种发现新作家、新作品的热情。而且，张莉认为，“70后”作家已逐渐成熟，再用“代际的视野”去批评已经不合适，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