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竞：赵瑜访谈实录——《独立调查启示录》出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16日10:46 来源：长治日报

　　赵瑜《独立调查启示录》这部厚重的作品集面世后，我对赵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谈，话题围绕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展开，深入探寻了这位极具个性的纪实文学作家艰辛而又诗意的成长经历、被灿烂光环和黑暗倒影缠绕的传奇人生，永远充满颠覆性和探索性的独立调查写作，以及他对纪实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的思考。

　　从小喜欢写作，当运动员是为了吃饱饭

　　朱竞：赵瑜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说自己小时候曾和赵树理这样的大作家住在同一个院儿里，还曾受到过著名作家马烽、孙谦先生的指教，是否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

　　赵瑜：我从小就喜欢写作，经常写点儿歪诗什么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太行山区，在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我父亲在晋东南地委宣传部工作，我们地委大院里住着赵树理，他有时候会去我们家做客。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赵树理被打死了，我父母也被下放改造，没人再琢磨写作这个事儿了，谁还写文章啊？但是我还是特别喜爱这个东西。

　　记得是在1972、1973年前后，这时我已经十几岁了，有一天，晋东南地委宾馆住进两个干部，一个是名作家马烽先生，另一个是名作家、编剧孙谦先生，孙先生一生写过26个剧目，目前我国可能还没人能超越。他们当时也被下放到了平顺县，那次是临时抽调上来修改一个剧本，名叫《快马加鞭》。我碰巧去那儿找朋友玩，就看见了他们在宾馆小黑板上互相写的留言。朋友怂恿我去向他们请教，还买了包烟让我带上。

　　那是西楼三层顶头的房间，铺着红地毯，两位先生正当壮年，坐在地毯上下棋。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向他们请教应该怎么写作。他们两人很惊异地互相看了看，会心地说：你看看，现在还有人学习写作！(笑)那个时期，我们那个地方刚刚结束武斗，大批的野战部队刚撤走，谁还搞写作这玩意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他们又能说什么呢？孙谦先生说得少，马烽先生就说：嗨，怎么说呢，你就多写日记吧(笑)。这是他告诉我的唯一的写作方法。

　　时隔几十年，到了1988年，我已经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了，和马老、孙老住在一个院子里。某一天我跟马老闲聊天儿，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惊讶地说：那个小孩儿就是你啊！你走之后，我们俩还激动了半天。(笑)

　　我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写。再一个，我做运动员的时间比较长，练过篮球、自行车等等，运动队要求每个运动员都要做训练日记，有些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么多年来，我的感受就是：写作就像一个人开工厂，厂长也是你，员工也是你，一个人弄得挺忙。每项工作都无法重复，谁也教不会，别人根本没法帮助你。

　　朱竞：您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参加过游泳、自行车、篮球等多项体育训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赵瑜：我是在“文革”时期，参加了晋东南体委的运动队。晋东南体委是一个组织十分发达的地区级体委，拥有航模、摩托车等其他地区少见的运动项目，好多地委的孩子被优先选入体委运动队，“文革”前夕，我开始在那里学习游泳。

　　1966年夏，我准备上小学六年级之际，“文革”爆发了。那就是一个乱局。长治地区发生了连绵很久的武斗，那是真正的战争状态。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手里都有大量的枪支弹药，发动了割据、征兵、占领据点等战争行为。当时长治的兵工厂很多，而且都是生产常规武器的，几个大的兵工厂都被卷了进去。普通市民封堵了自家门户，蜂拥外逃，长治这座空城成了真正的战场。直到1968年，大批野战军开赴太行山区，才把武斗镇压下去。

　　我们就读的友谊小学，是晋东南地委子弟学校，苏联人帮着建造的，包括晋东南地委的大楼，也是苏式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的平顶建筑。“文革”爆发后，所有的学生都失学了，我们这些小学的孩子，纯粹成了小游民：当红卫兵的大孩子们不带你玩，想回家吧，也没有家。父母都成了黑帮、走资派，整天挨斗、劳动改造，有的住牛棚，有的住五七干校、住看守所……总之，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

　　我奶奶早就被赶回了河北老家，弟弟妹妹去了亲戚家，家都散了，我就跟着一伙无家可归的地委子弟开始鬼混，过着一种小型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时住在小伙伴家，他们全家被赶进自行车棚改造的一排小屋，好歹可以遮风避雨。我们逮着什么吃什么，也小偷小摸，苟延残喘地维持生活。记得有两个小伙伴，直接进了武斗的据点，帮着大师傅做饭，后来人家还给他俩分配任务，让他们挎着篮子，去炸掉对方的据点，我们很是羡慕，揭开篮子盖看，里放着四颗手榴弹，而且都是拉好弦儿的(笑)。武斗结束后，我上了长治一中，但很快，父母又被下放到了乡镇。

　　这个时期，我就一直在运动队里混，因为这里可以吃饱饭，还有发的运动服可以穿。冬天来了，游泳训练结束了，又不舍得离开，就去找别的项目，所以我在运动队辗转从事了游泳、自行车、蓝球等训练。时间最长的是打篮球，从少年队到职工队，再到当教练，我成了一个跟体育分不开的人。直到后来我考入了晋东南师专，才告别了体育。

　　太行山区的小作家拿出了《强国梦》，一点儿也不奇怪

　　朱竞：正如您所说，长期的体育生涯和对体育界的近距离了解，催生了《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篮球的秘密》等一系列体育题材作品。那么在长治这样偏远的太行山腹地，您是如何考虑到中国体育的全局和深层问题的？

　　赵瑜：因为长期从事体育运动，虽然身处长治这样偏远的山区，我关注中国体育问题却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儿不感到隔膜。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苏晓康来到长治，曾惊讶地问我：你的《强国梦》就是在这儿写的？我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笑)。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无法离开他生活的土地的，他最好的作品，一定是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时代直到文革前后，长治的体育运动氛围非常浓厚，组织十分发达。我国的体育体制早期是半军事化的，长治所在的晋东南地区(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主体)城镇化程度高，小工业比较发达，因而体育的重镇便被放在这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

　　“文革”期间，正规的体育部门、体校、运动队都被摧毁了，可是非正规的运动队还有，省市乃至全国的体育赛事反而更多了。人们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体育比赛成为民间极其重要的文化项目，自行车、游泳、摔跤、田径和几大球类，这些教学成本相对较低的运动项目都得到火热的开展。每天，大小运动场都很热闹，人们没事儿干，都来这儿参加运动，或者凑热闹。全国各地，公有制下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异常发达，长治尤其如此。

　　我从小就处在这样一个体育运动的发达地区。而且，国家体委的五七干校就在长治，干部下放全都在这儿，有一个由跳伞训练基地改建的很大的干校农场。像何振梁、李梦华、庄则栋等体育名人，甚至各种体育专家、带头人，一度曾经云集此地。我的不少队友、朋友后来都在国家、地区级体育部门工作，有的现在还是国家队教练。因此，我的《强国梦》等体育作品，是基于多年来对中国体育的近距离了解、观察和思考。

　　这些报告文学问世后，许多专家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长治的小伙儿，怎么会想到体育的本质、金牌的利弊、体育体制和政策这些鲜为人知的问题？(笑)其实对我来说，体育已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不需要刻意去追索。

　　朱竞：《马家军调查》是您的体育三部曲中最具影响的一部，写了几十万字，是什么促成您写了这部长篇作品？

　　赵瑜：在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之后，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比较单薄，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强，没写出体制和人性中更深刻的东西，只是在理念或视角方面较有突破性，自己总觉得不满意，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体育题材。

　　1994年深冬，马家军忽然发生了兵变。亚洲人在田径项目上取得成绩是很难的，马家军居然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更加戏剧性的是，这支队伍居然从万众瞩目的高台上瞬间跌落，崩溃了。我感到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春节刚过，我就一个人坐火车去了辽宁。经过调查我发现，这么小小的一支省级女子中长跑运动队，竟然这么复杂。

　　经过50多天的采访，两个多月的写作，《马家军调查》完成了，基本弥补了我在体育题材写作上的缺憾。但今天看来，40万字太长了，应该精简笔墨；太多的信息也容易被人断章取义。从那以后，我的单部作品再也没有那么长了，都尽量少用闲笔。

　　朱竞：《马家军调查》1998年5月被《中国作家》杂志专刊发表，在其办刊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最具代表性、争议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引发了转载、讨论甚至盗版的风潮。其这次出版的《马家军调查》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赵瑜：《马家军调查》1995年底开始采访到1996年夏天就写完了，当时给很多出版社都投过稿，但没有一家敢拍板。直到1998年，稿件交给《中国作家》杂志社也有两年了，一直得不到回复，有一天我就去这家杂志社准备拿回原稿。走出社编委领导的办公室碰上了萧立军，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因为《强国梦》《兵败汉城》。他问我干什么，我说了这部书稿的大致情况，他说能否留下来给我看看，我说可以啊，不过这次不能再拖那么长时间了。他说给我两个星期。就这样，很快萧立军就跟我联系，说他准备说服其他领导，发表这部作品，我很惊讶。又过了一阵子，他叫我去北京一趟，具体谈一下稿件。这次见面，他郑重跟我说，整部稿件很好，是优秀的作品，但里面关于兴奋剂的一章发表时需要删掉。我不同意。他说，你要知道，这是编委们争议最大的地方，前面拖那么长时间，这是核心问题所在。我说不能删除，因为这是事实。经过几个来回，老萧最终把我说服了，他的原话是，赵瑜你写《马家军调查》难道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家军失败就因为兴奋剂？我说不是啊，我是要写出来我们体育本质的问题，金牌、体制和具体的队员、具体的人性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有这章，在社会关注度这么大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可能没有人再思考你要揭示的问题，而会把焦点都放在这里，那你的目的会完全被曲解。这番话我到现在记的很清楚，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就这样，这部书稿在删掉了这一章之后发表了。

　　发表之后，轰动随之而来，一时间全国的多半媒体都把这当成了焦点，连载的、讨论的、评述的，连渡轮的码头和长途汽车站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印刷品。老马喊冤，沸沸扬扬，他一时请了名律师谷开来准备跟我打官司，但最后不了了之。这些事情后来在很多出版物里都有专门的介绍，包括谷开来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记录这个过程。

　　后来国家体委和新闻出版部门组织人员都对这部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调研，确定没有杜撰符合事实。但即使如此，出版单行本还是拖到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第一次出版了图书单行本。后来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都陆续再版过。但都没有被删掉的那一章。但这一章这次出版作为附录补上了，是一个全本了。

　　从巅峰跌入谷底，是一个人走向坚定的过程

　　朱竞：从山西省作协最年轻的会员，到全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您似乎仅仅用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实现了别人半生的梦想。现在，再次回顾这段爆发期的情况，您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赵瑜：是的，很多想法都变了，我自己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1983年，我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此前，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先是在晋城市巴东化肥厂当工人，后又调入长治汽车修配厂和交通局机关，做过体育宣传干事，写过材料，当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打球上。高考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学体育，还参加了一些测试，这时，已经恢复工作的父亲说话了：你怎么还没玩儿够啊？我最终放弃了体育。

　　上学期间，我依然热爱写作，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非常强烈(笑)。后来有一篇纪实性散文发表在北京的大型文学刊物上，又获得了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我因此成了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我还写了一个上下集的剧本，给了山西电视台，忽然有一天，电视台导演、制片等一干人马来到学校找我，他们准备投拍这部电视剧，我内心狂喜，表面却装得很淡定(大笑)。这部《山里人》成为山西第一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那时我才二十多岁。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成名成家的坏思想，写作也跟着宣传风向走，总在琢磨：什么东西能让人家重视啊？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会有一定的动力作用，但是，当你到达一定程度后，会发现这种思想是很浅薄的，就算靠着它成功一两次，如果没有真正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世一整套成熟的看法，你也不会走多远。到了后来，我就觉得管他什么成名成家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去随波逐流；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不希望被他们重视了。

　　我在上学期间的另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中国的要害》，主要是在写法上有一定开拓性，被评论家称为中国问题报告文学中较早的作品，即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主要揭示了中国的交通问题，其后出现了一批揭示中国邮电、粮食、独生子女、出国潮等各种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最初发表在地区文联的刊物《热流》上，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得到山西省著名评论家的很大肯定。另外那时还有一个小长篇，《但悲不见九州同》，是关于文革问题的。

　　毕业后，我从交通局调到晋东南地区文联，担任秘书长。1988年，《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先后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我被正式调往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从1986到1989这几年，我常常住在北京，和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交往比较多。那时，我和苏晓康住在军博附近的小平房里写稿子，他已加盟了《河殇》剧组，正在写本子，我在修改《强国梦》，我们可以说是最早的北漂一族，都顾不上回家(笑)。

　　全国各地文学活动盛行，那是变革的时期，国人在思考，有表达思想的诉求；很多年富力强的作家活跃在报告文学领域，推出了不少报告文学名篇，我的作品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当时也出现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我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清醒才有前途》，指出理性至上、思想大于形象，不符合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其重心是要写人，表现人心和人性，要在纪实的同时努力保持文学性。

　　朱竞：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你有很深的介入，其后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看守所里被收容审查半年之久。虽然如今已成为往事，但这段经历无疑对您的创作和人生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您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赵瑜：1989年春夏我在北京，那个事件对我的影响的确至关重大。人生际遇的转折跌宕，必然会迫使人做深入的思考，对自己以前那种愤世情结、有失轻率的处事方式、不计后果的写作态度，以至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进行反思和修正。一个年轻人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爆红，集中发表了多部作品，正拥有着顺利的人生和愉快的创作，陡然间进了大牢，从生活的高点跌入谷底，落差的确很大。

　　陕西这个地方跟我有很深的渊源，我逃离北京之后，决定先去西安避避风头，当时，西影厂电视剧部正在筹拍“强国梦”，曾多次邀我加盟。一到西安，剧组副导演悲痛地告诉我：剧组已经解散了，早上刚刚开会宣布。只见导演组正在收摊儿，原本墙上贴的各种分镜头表都被扔进了垃圾桶(笑)。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我遇见了作家白描。白描找了一辆吉普车，夜色茫茫中，我们向兴平县的马嵬坡驶去。(大笑)

　　我先在朋友的养鸡场当了半天技术员，一看不行，只好又去果园当技术员了(笑)；本想着果园里一定是绿树蔽日，结果发现，全是矮化苹果，才一米来高(大笑)。我一个人窝在小破房里，八百里秦川时常回荡着秦腔的铿锵曲调，某天晚上，我趁着夜色去村里看戏，听着激越又悲伤的唱腔，竟然泪如雨下。很快，我的行踪就被派出所注意了，我决定离开，包里只揣了一本朋友的《哥德随想录》(笑)。辗转去了青岛、石家庄等地，我决定回到长治，太行山里有得是朋友和偏僻村庄，何必连累别人呢？

　　可能是在劫难逃吧，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作协大院里全是警察，没两天我便被警车带走，关进了太原市上马街看守所，开始了囚徒生活。不过我发现，一个人小时候皮实点儿没什么坏处，落入那种处境，有的人就崩溃了，但当时我就想：咱小时候不是经常这样吗？只当一切从零开始，又不是不会写东西了！

　　看守所里，政治犯、刑事犯混杂，其中有位大学老师正被黑老大欺压。黑老大知道我是写《强国梦》的赵瑜之后，反而把我奉为上宾(笑)。在我的威慑下，他不敢再随便欺侮那位老师，此后，我和他一直暗中较劲儿，有天半夜躺在铺上打了一架，最终将其制服(大笑)。这个黑老大出狱后还很关心我，他开办了几家歌厅，很快发了财，最后由于发生黑道上的冲突，身中3枪而亡。监狱生活复杂极了，我在里面经常会帮人写诉状，也救过一两条性命，这段经历也许以后会写进书里。

　　人在看守所里，不能有笔和纸，无法书写，却反而会进行沉重的反思，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文学活动，反思国家的一些事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挫折和磨难都是财富，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始终那么顺遂，他也不会变得那么坚定。人的坚强和最终目标的确定，都是在反复动摇中逐渐形成的，因为身陷牢狱，我在反复的思想较量中反而明确了许多东西，比如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写什么样的作品，在反复的动摇中，一个人最终才能走向坚定。

　　获释后不想写作，转而拍摄纪录片

　　朱竞：1990年代初期，您拍过几部纪录片，请谈一谈当时拍片的情况。此外，您的影像创作为您的文字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它们有何共通之处？

　　赵瑜：1989之后的两三年，很多作家都沉寂了，新闻出版界的控制很严，人们的思想也很迷茫。我也无心写作，后来应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邀请，写了一部文献艺术片《赵树理》。一共写了6集，但因为某些原因，讲述赵树理惨死于“文革”中的最后两集竟然没有拍。那时我年轻气盛，也有一些怨气，在看片会上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场离席，起身就走了，后来也一直不愿提起这个作品。

　　这件事后，山西省委表示支持我搞创作，给山西电视台拨款500万元，拍摄大型纪录片《内陆九三》，由我担任策划人和总导演。我们组织了山西省十几位主力作家担任撰稿人，连续拍摄24部，从1992年到1994年，做了3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片子兼顾纪实性和文学性，描述了山西及周边省份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中国首届纪录片特等奖。但是有些内容因为敏感，无法在电视台播出，让我很苦恼。就在这时，出现了马家军兵变，于是我重新开始了更具自主性的报告文学写作。

　　纪录片是视觉性的东西，时间限制比较严格，一般也就30至50分钟一集，非虚构文学则不同，可以写得很长。两者也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需要精心裁剪，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哪些东西不值得，两者的要求是一样的，要选择那些重要的、精彩的、能表达人物内心的东西，去掉一些芜杂的东西。此外，纪录片和报告文学的语言表达都一定不能啰嗦，要直奔重点。它们核心的东西也都是追求真实，体现生活本质的真实，以及心态的真实。如果两者都兼顾好，那所表现的人物就是有价值的。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如《内陆九三》、《大三峡》等，对我后来的文字创作很有帮助，《马家军调查》就是在拍摄纪录片之后紧接着写成的。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告诉我，好的作品一定是能直抵人心的，所以我对马家军做了大量调查和详实的笔记，忠实记录了每个人的状态，还借鉴了纪录片中常用的剪辑方法，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留下了最真实、精彩、核心的东西。

　　《寻找巴金的黛莉》，写出了近代历史中大家族的破灭

　　朱竞：《马家军调查》之后，您又推出《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等多部作品，多次引起轰动。这些作品为您带来了众多奖项，包括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奖、三次鲁迅文学奖等等，您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在这些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赵瑜：一个回答是：下一部(笑)；另一个回答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位外国导演说过的一句话：我的作品就像一面打碎的镜子，它们在太阳底下每一片都闪闪发光(大笑)。

　　我自己最看重、份量也最重的，应该说是至今无法发表的《牺牲者》；而《寻找巴金的黛莉》，评论界认为它兼具了纪实性和文学性，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份量一般，但胜在精简，技巧上比较讲究；《革命百里洲》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得到了鲁奖评委们的一致肯定；《篮球的秘密》在写法上有一些探索，是分成40个问题来写的，读者可以有选择地阅读。

　　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一书中，我并没有展开铺陈，只是集中地叙述，让人读起来很过瘾。这本书表达的东西很多，就看读者侧重于哪个方面。北大教授陈晓明写了一篇书评，比较中肯，指出这本书有两个亮点：其一是自发天成的新历史主义笔法，其二是写出那些大家族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的破灭。黛莉生长的赵家是一个大家族，但历经日本占领、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衰败，在共产革命胜利后，全家分散到了11个省，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情况吧。不过这本书也引发了读者们对历史、婚姻、现实和爱情的思考，这就是智者见智的事情了。

　　《牺牲者》，一部浸血的晋东南“文革”武斗史

　　朱竞：《牺牲者》是您在《寻找巴金的黛莉》里反复提到的一部作品。古董商人老赵被害的那个晚上，他的血溅在了这本打开的书上，作为“文革”武斗的亲历者，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请您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赵瑜：《牺牲者》这部书，主要是写晋东南地区的“文革”武斗史实。2004年至2006年，我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个长篇，之前20年，我曾不断地跟踪、追寻有关史料。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人，调查了很多事儿，也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些“文革”史实极其血腥残酷，使人非常悲苦，我就在这种心境下艰辛地完成了全书写作，分上中下三卷，共100万字。

　　写作《牺牲者》，可以说是让我刻骨铭心的、这辈子非做不可的事。我在上党地区长大，成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这个地区发生了那么大一个历史事件，却不为外人所知，很快将被时间淹没，你这个作家没有责任去写它？不完成这部书，我觉得对不起这片土地，对不住自己搞文学这件事。这部作品也许不是我写得最好的，但可能是我最重视的。

　　《牺牲者》至今没有正式出版，对我是非常痛苦的事。我对获奖之类的事情没有多少想法，只希望这部作品能顺利发表，被更广泛地传播，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它。

　　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

　　朱竞：您认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他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

　　赵瑜：鉴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报告文学作家在人格建造上也会有所不同。首先，他一定要能承受孤独，能够忍受苦闷、压抑、甚至灰暗绝望。其次，他还需要有独立精神，懂得独立思考，具有大胆质疑的精神，能够锲而不舍寻求事件的真相。诚然，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作家要有应对的灵活性和丰富性，但他绝不能弃守内心简约、独立、单纯的一面，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揭示真相。

　　说到孤独，你去调查事件是孤独的，例如我写《马家军调查》，一个人在辽宁呆了五十多天，我不是辽宁体委、宣传部或作协的人，我只是一个独立作家，一个人在那里和马俊仁、王军霞等队员接触，最后才掌握了一些内情。写作时你也是孤独的，把大量资料浓缩为一本书，需要一个过程，在其中你是没办法和别人分担的，只能闷头苦写，我的《革命百里洲》就是在一个山区小县、历经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完成后，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被人读到，你也只能孤独地等待，《牺牲者》就是如此，这个过程更加熬人了。

　　纪实文学有着无尽的创作源泉，但纪实文学作家也会遇到无尽的难点和痛苦，包括调查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有时甚至白费心血。王朔说过一句话：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吧(大笑)。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情况很可能更是这样，因为你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工作里，太奔波，太匆忙、太粗线条了，对创作之外的东西可能非常茫然，可能就会顾不上经营婚姻和家庭，甚至不懂得珍惜情感。但是生活需要相互理解，报告文学作家有时也没那么可怕(笑)。

　　朱竞：对于初学纪实文学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瑜：我平时写东西，往往是几个作品交叉进行，对于职业作家，这是无奈之举，却也是好事情，有时可以做到互为启发，有时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尝试纪实文学创作，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开始，这样才能尽快入门，写出比较客观的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这需要不断练习摸索；一定要兼顾真实性和文学性，既要尽可能在纸上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又要把故事性讲好，读者才有兴趣读完它，否则，不管你要表达什么惊人思想，曾做过多么艰苦的调查，都白白浪费了。此外，一定要多读书，报告文学写作可能会涉及各个领域，没有足够的知识，你肯定无从下笔，也无法把事情看得通透。

　　当年马烽先生指点我要多写日记，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基本上每天都记，如果哪天太忙的话，随后也会补上，这对写作很有好处。另外，出去采访的时候，重要内容最好记在心里，如果实在记不住，可以事先征求访谈者的同意，用笔记下来。最好别用录音笔，采访对象看到这种东西，心里可能会有抵触，很多话就不愿意说了。

　　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客观写作，一定要反对以文艺为宣传、文艺为谁服务的理念和做法，客观写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挖掘和叙述，其中又一定有理性的筛选和梳理，深沉的反思，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思考，留下些什么，而空洞的说理，缺乏人物命运的写作，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报告文学作家，不学司马迁又学谁呀？

　　朱竞：您认为，报告文学形式虽是舶来品，但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写作土壤，其发展应该根植于传统文化中，请您具体讲一讲这个观点。

　　赵瑜：虽然报告文学体裁是外来的，但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纪实文学传统。报告文学作家应该特别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概念已经正式提出，甚至有了文集，出现了《包身工》等名作，但这个文学形式究竟应该吸收什么，重心应该偏向哪里，少有人认真琢磨。它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功能性，这使很多人忘记了它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导致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总是高低起伏，有时高潮，有时低谷。

　　我们今天必须思考，这个文学形式靠什么立足，能否持续发展？很多实例证明，只有当外来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它才能发育、发展，并被中国人完全当做自己的东西加以接受；当它与传统文化相抵触，人们会自然地排斥它。反观报告文学作家，不学习司马迁又学习谁啊？来自西方的东西可能提供了一个外壳，但当你要发展它、发挥它、融汇它的时候，就要到中国的脉根上寻找支持。

　　纪实文学，正是有着中国正统文化的根基。中国历代都有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甚至唐诗宋词中，也有许多纪实性的内容，比如小序、比如叙事诗等，还有三言二拍、许多民间文学等等；而纯粹浪漫的、想象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反而是少数。中国文化的现实性，造就了中国文学历来偏重的纪实性。我们只要仔细琢磨报告文学的写作，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土壤，就会发现养育我们的最主要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报告文学这种外来形式，放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养育。

　　朱竞：您从很早就开始了报告文学创作，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请您谈谈中国报告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吧。

　　赵瑜：报告文学在中国真正兴盛起来，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那时候，“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政治思想也在逐步开放，社会政治环境宽松，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他们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出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投入报告文学创作，大量作品涌现了出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进入一个调整期，经济大潮澎湃而起，很多作家陷入沉寂，他们在思想上感到迷茫，如果一名作家的思想不成熟、不坚定，他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但是，仍有一部分作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用文字记录下了部分历史，如反映教育问题的《神圣忧思录》等，都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21世纪这十几年，报告文学又逐步复苏起来，很多作家开始积极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纪实性和文学性结合的很好的作品。

　　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类文学等等，才刚刚起步，人们才刚开始关注作品的可读性、故事性和语言技巧。许多社会问卷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非虚构类文学作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只要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报告文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读者基础；只要作家们能扎扎实实地走下去，学习、吸收、创新，就一定能找到创作之路。 

　　(发表在《长治日报》2014年6月7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