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伊凡·克里玛与高兴合影

　　几年前，我曾在布拉格一个9月金色的午后前去拜访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当时，他已年届80，但精神矍铄，始终笑盈盈的样子，格外和蔼亲 切。在他宽敞的别墅里，我们的交谈流畅而愉快。星灿和我主编的克里玛系列作品就放在书架显要的位置上，他说能面向中国读者，对自己意义重大。。

　　尽管经历坎坷，但无论为人还是作文，克里玛总是那么平静。他说：“平静能保护自己的心境。捷克上世纪50年代最为糟糕，其他时候，生存都没问 题。我完全可以定居国外，但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祖国。这里，我用母语写作，自如而舒服，而且生活在亲人和朋友中。政治高压时期，我一无所有，但有大量的时 间可以写作。”如此，从一开始，写作于他，就成为一种呼吸、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拯救、一种抗衡灰暗的武器。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人们往往都会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读者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 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作法国作家并直 接用法语写作了。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而捷克人最为推崇和喜 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克里玛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克里玛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3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同 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克里玛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 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 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 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令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 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领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能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只有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的金饭 碗》《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 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我疯狂的世纪》等随笔集和回忆录。尽管“布拉格之春”后，克里玛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 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 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了，作品被译介到了50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读者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 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作家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是一种大劫大 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总是要突显自己的话，克里玛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 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 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 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都不在意。他能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 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 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会灭亡；克里玛正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应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 就会同意克里玛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 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 乐观的最好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情欲与死亡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 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理解了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

　　《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都是克里玛本人特别钟爱的作品。他觉得，写短篇小说更有愉悦感。得知我翻译过《我的初恋》，他连忙问我喜欢哪几篇。 《米里亚姆》和《真话游戏》，我回答。他说《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中的许多短篇都是他生命中真实的故事。《米里亚姆》中的初恋故事就发生在集中营，当 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食品便最最重要，而一个能多给你食品的姑娘，你肯定会爱上她的，初恋就这样同饥饿连接在了一起。故乡、少年、青春期心理、女人、真实和 虚幻、情爱和爱情，这些人生中的重要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主题。它们常常杂糅于一体，彼此纠结，有时又相互矛盾，以迷人却又难解的方 式，构成人生的交响。人生常常没有答案，你可别试图从这些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克里玛轻声地提醒。没有答案，却有了小说，这就是克里玛，这就是克里玛风格。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 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则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细的敏锐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 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那天下午，光线在不知不觉中移动，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拍照时望着微笑的克里玛，我想起了他说的一句话：“摆脱仇恨，你便能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