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冯春：俄罗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深刻

　　放在我眼前的是一套煌煌10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文集》，它囊括了俄罗斯伟大作家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而它的翻译者仅此一人，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冯春。为表彰他在中国普希金作品翻译和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普希金奖章；2006年，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2005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中国资深翻译家”的称号。

　　今年6月6日，是普希金诞生215周年的纪念日。日前我来到冯春先生的府上，访问这位迄今为止独自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第一人。在那间既是书房、又当客厅、还是他孙子的游戏室——被他戏称为“三合一”的书房里，翻看着半书橱的译著和编著，冯春先生向我讲述他那50年的编辑和翻译生涯。我没想到，冯先生除翻译《普希金文集》外，还曾担当了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本的责任编辑。这两大工程，让他足足耗时30年。

　　●与俄罗斯文学结缘

　　作者：据说，你原来不是很喜欢外语，而是爱好文学，那后来怎么走上翻译道路的？

　　冯春：我是福建人，年幼失怙，家庭贫困，但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上学。我从小就爱吟诵唐诗宋词，“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宋代程颐的《春日偶成》诗篇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上中学后，我迷恋起当时的文学杂志，读得最多的是艾青、田间、李季、邵燕祥等人的诗。高中毕业，一心想从事文学的我报考北大和复旦，可没考上，却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录取了。这样，我从厦门来到上海读书。

　　说实话，我原来不很喜欢外语，可到了外国语学院，虽然读的是俄罗斯语言，但读的课文都是文学作品，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窗外姹紫嫣红，让我大开眼界，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灵。

　　我刚入校的时候，正逢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可到1958年我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恶化，这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意外的是，我们班只有两人被分配进出版社，其中一个竟是我，我被安排到了新文艺出版社。据后来老师透露，是我在校时曾发表过诗歌和论文，为我进出版社加了分。

　　我在出版社当上俄罗斯文学的编辑，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下放到农村，接着“四清运动”，再接下去是十年“文革”。

　　直到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我被正式调入才真正做起了编辑。“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是《斯巴达克思》，十分幸运，我担任其责任编辑。领导并把撰写前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敢怠慢，除细细品读原著外，又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开始撰写评论。我猛然感到这“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当这篇“前言”完成时，我欣然署上了“冯春”二字，自此，意为“逢春”的笔名伴随我到今天。

　　●为他人十年磨一剑

　　作者：作为译文社的编辑，后来你又升任编审，你编过不少书，哪一部印象最深？

　　冯春：其实我一生就是搞俄罗斯文学的编辑和翻译，没有做过别的事。作为编辑，我编的书已有几十种，如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甫琴科、爱明内斯库等人的作品都很有价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曾担当了中文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本的责任编辑。

　　1978年，翻译家草婴先生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包括3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6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自此他成为一人译完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的世界第一人。

　　我知道，草婴先生为把托尔斯泰带给中国读者，他将后半生全部献给了这项工程。为保证这部经典毫不失真，我不能有任何懈怠。做编辑的，不是说把这个小说看一看就可发了，而必须是逐字逐句对着原文查看，这项工作要求十分认真。因此这12卷，我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对过原文，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有的还给译者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像《复活》这样一本40万字的书，我至少要看半年……有什么译错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需要修饰，有什么地方译得不是很准确，我都需提出来，由译者去修改。最后还得统看一下，这才可以发稿。所以，为这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我前后花了至少有十年。

　　●对普希金作品情有独钟

　　作者：你为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当编辑，为何对普希金特别钟情，后来又怎么从编辑当起了译者？

　　冯春：可能是我搞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特别的深刻。即使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好像在思想性上还比不上俄罗斯文学。不过，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数俄罗斯文学之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作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普希金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创立了典范，同时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深远。

　　我好像一开始就对普希金情有独钟，普希金190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他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叫《俄国情史》，就是《上尉的女儿》。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有很多普希金作品被介绍进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在上外，我就读到了孙用翻译的《上尉的女儿》，巴金夫人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特别是看到了著名翻译家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的第一集和第二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新华书店。书柜上一本由罗果夫和戈宝权主编的《普希金文集》吸引了我。一问书价：1.88元。我犹豫了，因为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在大学里我靠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生活。如果买了这本书，那就意味着至少半个月不能吃饱饭。犹豫再三，最后我还是买了。不用说，那天我捧着读它是多么兴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曾经爱过你》中的诗句当时就在我心灵中激荡。我由此想，普希金是否还有其它脍炙人口的诗篇？我也要翻译，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

　　●一人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

　　作者：据说，1979年这年，你就译出了3000行普希金诗歌，接着翻译起普希金的童话诗。那接着怎么会想到要翻译普希金的全部作品？

　　冯春：“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经典一部部重新出版，其中也掀起过的一股“普希金热”，我的热情随之高涨。我几乎读遍了新出版的所有作品。读着读着，当几大出版社相继开始出版普希金的文集和全集时，我冷静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虽然各家出版社都冠以“文集”“全集”，但不系统，不全面，特别是翻译质量差别很大。如当时翻译出版的普希金文集、全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7卷本，其中译者有33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其中译者15位，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其译者多达40多位。在人民文学版的七卷里，其中两卷是普希金的抒情诗，其译者共15位。15位译者有15种风格，有的在格律上很严谨，有的很自由，句子长长短短。显然，“一人一格”，就有了15个普希金。

　　我还发现，翻译了很多普希金作品的前辈翻译家查良铮已不在人世，当时普希金的抒情诗和长诗他没有译全，散文、戏剧等作品还来不及译出。所以，至此，中国还没有一套汇集普希金全部作品，并由一位译者译出，译文风格相对一致的“普希金文集”面世。于是，我动了念头：不仅要翻译普希金的经典，而且要一人翻译他的所有作品。

　　作者：译完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这是项特大工程。普希金的作品很多，且有不同品种，你怎样保证将作品译得准确和完美？

　　冯春：可能是我太喜欢诗歌的原因，我先把普希金的诗作系统地翻译出来。我首部翻译的是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作品以前没有出版过，所以没有比照，也没有借鉴。我立下一条规矩，既然是工程，那任何细节也不得马虎。从一开始就要做到，我的翻译“字字有依据，句句有来历”。

　　要把普希金完美地传达给中国读者，我觉得作为译者，不仅要对“普希金”这个人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对其作品要有广泛的研究，大至时代氛围、文化背景，小到语言的韵律和节奏等等。一是把某些难以理解的作品翻译得更切近原意；二是把某些易于理解而难以译好的诗歌译得更有诗意，更能传达原文的神韵。

　　比如在《米·叶·洛巴诺夫关于外国文学和祖国文学特征的意见》中对Restauration一词的处理，有的译者将此词译为“复兴”，而我研究法国历史后，知道作为拿破仑之后法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王政复辟时期，而不可能是“复兴”，所以我把这个词译为“复辟”。

　　又比如英语cousin，有堂(或表)兄弟，堂(或表)姐妹；亲戚，远亲；同民族而国籍不同的人等释义。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在俄语中同样存在，且俄罗斯女子出嫁后从夫姓，这些都需要译者在下笔前做具体的考证工作。

　　我的经验是，除研究外，有疑点不忘求证于辞典。但仅以《大俄汉辞典》、《乌沙科夫词典》、《普希金用语词典》，乃至十六卷本的《俄语标准语词典》为依据，有时也难免将作品理解错、翻译错。所以，在译介中，我又开始了研究，并扩展至对俄罗斯文学与其他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不仅用在了翻译作品上，更为“普希金研究”这一领域有了更新的建树。十几年来，我查阅和研究的中外普希金评论有几百万字之巨，由此我索性编译了长达六十余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还为每篇文章写下了题解。

　　●业余时间成就巨著

　　作者：我知道，与大多数翻译家不同，你只是个“业余翻译者”，但你却用“业余时间”将10卷本《普希金文集》译本全面完成，当然，它的“工期”同样令人惊叹：20年。

　　冯春：因为我的主职是编辑。每天早上7点出门去上班，回到家已是晚上6点。晚饭后七八点钟才能营造我的工程。搞到十一二点钟，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

　　1980年，我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一部格律严谨的大型长诗，每章以独特的“奥涅金诗节”组成，全书共约400个诗节。虽然每一节都由十四行诗组成，但普希金对其韵律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已与西欧流行的十四行诗组迥然相异。为此，我开始钻研意大利式的彼拉克体和英国式的莎士比亚体，再结合原诗和中文诗歌的特点，终于找到了忠实而和谐地为中国读者传达原诗的意境和韵味。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能搞一节，至多两节。这本书到1982年出版，仅翻译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从1978年产生动议，至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年之际，中文版10卷本《普希金文集》全部出齐。整整20年，我放弃了娱乐、放弃了应酬，每个夜晚陪伴着老普。但我丝毫没有懊悔，反而觉得时代是如此眷顾我。

　　普希金曾预言：“我将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它现存的一切民族都将传颂我这个诗魂。”普希金是谦虚的，他只说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其实不然，优秀的文化是不分国界的，如高尔基所说，一切民族都会传颂他这“诗歌的太阳”。作为传播者，我死而无憾。

　　冯春

　　简介

　　冯春，本名郭振宗，生于1934年11月，福建省厦门市人。1958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先后在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编审。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普希金研究会顾问。译著有《普希金文集》(10卷)、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编译有《普希金评论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欧洲和俄国作家论普希金》、《普希金的戏剧革新》等。　马信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