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报告文学不直面现实是自绝于读者

　　赵瑜，1955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文学奖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作品影响深远。

　　为何阉割《马家军调查》

　　北京晨报（微博）：在当年出版的各版本《马家军调查》中，都缺了一章，所以读者们始终搞不清马家军究竟服用兴奋剂了没有，现在您能说出答案吗？

　　赵瑜：这次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瑜30年作品经典”中，第一次将《马家军调查》中第14章正式出版，即《药魔重创马家军》，大家看后自然知道答案。

　　这本书我是1995年写完的，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始终没法公开发表，很多文学刊物对它感兴趣，可那时没有整卷发一篇文章的先例，如果连载，由 于太敏感，很可能中间被叫停，谁都不愿承担这个风险。直到1998年初，《中国作家》杂志社一名编辑顶住压力，力主发表，可觉得第14章太敏感，他找我来 “商量”，这一“商量”，还真把我说服了。

　　他说，你又不是为了这一章写的这本书，如果读者把注意力都放到这章上面，却忽略了你这本书的主题，你愿意吗？不如先删去，将来再发。我一想，是啊，在马家军遭遇的挫折中，兴奋剂只是一部分原因，况且咱说了也没什么用，最终我同意暂时拿下这一章。

　　以后《马家军调查》出了很多版本，但始终没有这一章，那时我也想不到，它19年后才能与读者见面。

　　其实我想写小说诗歌

　　北京晨报：您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时，正是“纯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您为什么没选择后者呢？

　　赵瑜：每个作家适合什么文体，要看你的潜力。其实我挺想写小说诗歌的，直到今天依然很喜欢，当年也写了不少，只是影响不大。好作家应该能驾驭 各种文体，但也许我更适合写纪实性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我转向报告文学写作，得到了理论界老前辈们的认可与鼓励，自己也感觉写这个更得心应手。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贴土地更近，能比较理性地发表自己看法，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感，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此外，中国读者对纪实写作情有独钟，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展现出了纪实的风格，相比于浪漫与虚构，纪实更直接，也更受读者欢迎，从一些文学杂志搞的读者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文学始 终是最受关注的文体。

　　报告文学为何走向衰落

　　北京晨报：可现实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报告文学大大衰落了，这是为什么？

　　赵瑜：这里面原因很复杂，首先是整体文化潮流改变了，今天人们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氛围中，表演系招生，必然人山人海，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表演，希望成为明星，文学艺术整体受冷落。

　　其次，对纪实文学制约依然太多，过去是很多东西不让写，现在可以写了，但没法发表，这是一个新现象，作家们还没有找到应对之道。毕竟作家也要 吃饭，也要考虑市场效益，写了发不了，只好放弃，或选择有市场的东西去写。《马家军调查》后，从2006年起，我写了《牺牲者》，共三卷，可八九年过去 了，至今无人问津，这次总算是出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整体氛围有缺陷，作家失去了创作的积极性，好处是读者们看历史看现实时，确实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作家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北京晨报：说报告文学发表难，其实也不难，现在好多文学刊物都有报告文学栏目，刊登的都是为某酒厂老板、某乡镇干部歌功颂德之类，只要给钱，这种垃圾文章似乎很容易发表啊？

　　赵瑜：看来你还真了解情况（笑），说报告文学创作低迷，并不是数量减少了，而是质量在下降。近十年来，报告文学产量其实一直在增加，可作品中 的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却严重下滑，这是对报告文学的矮化，这种一味迎合的作品有很多，可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精神，这样的写作是没有前途的。

　　然而，写作能否批评现实，这在今天有一定争议和限制，这导致作家的独立精神减少了，能够直面国家、历史、现实的作品少了。不客气地说，报告文学这么写下去，是自绝于读者。

　　当然，对作家们也要有宽容心，人总是要趋利避害的，一年好不容易写完一本书，却怎么也发表不了，连续几年下来，谁也坚持不下去。不否认，酒厂 老板、小官僚中也有好人好事，但作家要面对现实，既然生活中必然存在尖锐的矛盾，报告文学就应坚守真实，而真实一定是多层面的，不能变成单一的表扬稿。

　　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我们目前的管理方式相关，其实，即使是写挣钱作品的作家，他们心中也知道读者喜欢什么，只是生活所迫，不能不装糊涂。

　　不要沉浸在简单的二元对立中

　　北京晨报：20年前，报告文学领域出了不少好作品，这是为什么？

　　赵瑜：其实控制一直比较多，只是文学有弹性，那几年出现了高潮，因为采取了相对开明的管理方式，作家有创作积极性，报告文学篇幅长，审读起来很麻烦，也不太容易管。

　　20年前报告文学风起云涌，震撼着读者们的心灵，当时批评性的东西比较多，现在歌颂的东西比较多，但这只是表象，两者未必是矛盾，否则又会走入非黑即白的误区中。批评多，也未必就是好现象，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问题。

　　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形成了惯性，总之，你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不是地主，就是贫下中农，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好事，就是坏事……事实上，单纯的批评与单纯的歌功颂德，本质上是一回事。

　　今天很多人依然在这样看问题，一提起反贪，则不是贪官，就是清官，其实人是生活在同样的土壤与空气中的，怎么可能有人天生是贪官，有人天生是清官呢？在宣传中这么做可以，在文学中就不能这么做，这样的作品就算写出来了，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文学应该坚守更完善、更有力度的真实，不能搞二元对立。

　　报告文学未必要写重大题材

　　北京晨报：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今天年轻人愿意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越来越少，您怎么看？

　　赵瑜：你这个问题还真是提醒我了，我们总是从整体上来审视报告文学的发展，忽略了正在学习写作的青年人，过去还从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今天青年人压力太大，毕业后要生存，要买房，要养孩子，可搞报告文学，没法养活人。但我觉得，爱好文学与工作没有矛盾，很多人觉得搞报告文学 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既然积累不够，不如先放弃。其实报告文学不一定要写重大题材，每个人都在经历历史，身边都有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我们 没有去挖掘，很多人司空见惯，不觉得那是历史的变迁。

　　当年我写马家军时，那也不过是辽宁省的一个省队而已，并非什么重大题材。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比如《乔迁记》，记录的就是身边人看 房、买房的经历，却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忠实记录一个人的10年，如果他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10年后他 能否买到属于自己的蜗居呢？我觉得太难了，那么，这么多人是怎么买到房的呢？我觉得每个人在命运的挣扎中，都有着精彩异常的人生，它发生在我们身边，只是 因为麻木，很多好题材就这么流失了。

　　生活之外应该别有天地

　　北京晨报：写报告文学需要很大的采访量，而这几乎是没有回报的劳动，谁会坚持投入呢？

　　赵瑜：其实还是刚才说的，报告文学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重视记录身边的小事。比如宋之的先生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一个小短篇，写在当时背景下民间的种种骚动，都是一些抓人、跟踪、城门关闭之类的小事，却成为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

　　文学是在你工作与生活之外，开辟的另一个天地，写报告文学本身是没有回报的，这限制了年轻人的文学梦，要做这个，必须有别的行业来支撑。就像 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来写作，厚积薄发下来，未必会占据你多少生存的时间。生活有压力，不如写点短篇，当成一个乐趣，从历史上看，再好 的作家也难逃避时代的现实，但时代再严酷，个体也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在今天，靠写作无法养家糊口，不如一边做别的职业，将文学看成是个人爱好。把写作当成职业，也许只能是一个梦想，职业作家制度只在中国、朝鲜 等少数国家才有，这个制度本身不正常，应该改革。其实我靠写作也没法养家糊口，也得干点别的，比如开文化公司等，也是用业余时间写作，这没办法，大家都差 不多。

　　小狗要叫出小狗的声音

　　北京晨报：对于有着文学梦却仍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您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

　　赵瑜：报告文学是思想产品，并非散文，要有穿透力，要有力度，需要犀利与理性，但未必一定要有思想成果，也可以是仁智互见。有的问题我们还想 不明白，那就不如把困惑写出来，比如冰心先生，她对当时各种主义很头痛，不明白在说什么，所以就去写一个个小故事，因此得到读者们的喜爱，报告文学不一定 非要思想特别成熟，关键是要写出自己的个性。

　　就像契诃夫说的那样，大狗有大狗的叫声，小狗有小狗的叫声。大狗未必就好，小狗也未必不好，我看今天美女们抱着的都是小狗，小狗发出的也是世界的声音之一。

　　我写《马家军调查》，读者们的看法就不一样，有的读者觉得我把马俊仁写得很可爱，可也有读者觉得我是在抹黑，还有读者觉得我是在批评当时的体育机制。

　　任何作家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都是在写作中缺什么读什么，慢慢提高起来的，一开始就想做一个有力量的作者，那不太现实。同理，我们也不能等到一切清平，各种制度问题都解决了，再去写报告文学，这也不现实，写作必须要适应社会。

　　但无论如何，写报告文学必须要有思想追求，不要成为现实的点缀和花边，即使有困惑，也可以写出来。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