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星：曾是烤鸭店清洁工 作品被评影响王朔

　　1985 至1987 年，以马原、刘索拉、徐星、残雪、余华、苏童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将中文小说的形式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更以其开创性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经典，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写作。日前，徐星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新版与冯唐对谈。

　　中文版《在路上》

　　“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就不像今天，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当时确实没有。”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被称为中文版的《在路上》。

　　评论家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在路上”式的小说，不仅因为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更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态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我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个小说的成书时间比较早，读者可以从故事里交代的地铁票价推算出来早到什么程度，在我的故事里地铁车票尚三毛钱一张，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唯一的一条线路，即现在被延长了的、被称为一号线、从国贸到八宝山的线路。”徐星说。

　　提到徐星的名字，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无主题变奏》开始的。第一次读到时，真不敢相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心里产生了“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感慨。那份触动影响了很多人的创作，也包括王朔和王小波。

　　一九八一年，徐星写了他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一九八五年，他觉得可以在官方的刊物上试试发表自己的小说，于是投给了《人民文学》。“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后来觉得生活变了，我成作家了，那么多记者采访，他们都到我这儿来骗吃骗喝。然后还回去扫地。我上班以前先看天的，真的，劳动纪律非常差。刮风不用扫地吧？下雨至少不用扫地吧？这是为什么我选择扫地的工作，为什么我坚决要求去清洁组，我本来是服务重点宴会，给首长倒酒，穿白衬衣打领结什么的。”徐星说。

　　就这样，徐星从一个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变成了一个作家。“说实话，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就不像今天，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当时确实没有。真的，当时是你出名就是出名。不断有媒体采访，采访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工作状态，背着一个大簸箕，拿着笤帚，就有什么报纸和外地的杂志来采访。我们的头儿觉得特别不舒服，说‘怎么一个扫地的就能整天这样’，给我设置种种的障碍，再加上我劳动纪律也不好，经常这边兜里揣一个啤酒，那边兜里带一个猪耳朵。”

　　一九八六年徐星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

　　从《无主题变奏》到《剩下的都属于你》，中间的过程，徐星经历很多。“出国了，娶媳妇了，分手了。”

　　“好艺术要自己先爽”

　　“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真的艺术作品，如果是自己是这块料，我高度概括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先让自己爽。”徐星说。

　　一旁的好友冯唐则用齐白石的话补充说，大意就是“人生事贵畅快，何况写字画画。”“跳出来看，如果你有时候看所谓的漫漫的时间的长河，多少人像泡沫一样过去了，多少红极一时的东西像泡沫一样过去了。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200年后还有哪几篇小说，哪几篇中篇、长篇会被人读，哪几个画被人家看？在时间的尺度下，经常你会产生这种无助感，经常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东西能剩下的，但我高度怀疑，徐星老师个别少量的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来血一样的东西吗，有可能在200年后还有可能被阅读。”冯唐这样评价徐星的创作。

　　徐星经常出国参加一些文学界讨论会。“尽管我写得少，我也被记者提到，说你认为你的写作特点是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回答，如果我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定为我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这也是特点。”

　　徐星总结自己写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从自己的特性里边享受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愿意无偿的给大家。“就是我的确是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就有一种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一种没有疆界，就是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发不发，爱出不出，确实他只满足我一个心理需求，就是他让我觉得我能在我做的事情在产生的，在我自己做的事情里边得到特别特别丰盈，特别特别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我给所有做艺术的人的建议，不管是小说或者是画什么的，千万不要想那些事，想出名或者挣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自由表达的可能性，你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有那种保持你自己的原始的创作激情。”

　　在徐星看来，觉得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是个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东西的人，我是基本不消费，就是抽点烟的人。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让我驰骋的自由度。我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是我很享受的，就是生活还是蛮幸福的。”“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徐星说。

　　“生活以好玩为主”

　　“冯唐的‘金线’，我理解就是其实他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比如一种线嘛，要有一个度，有一个限度，就对自己的一种掌控，对自己的一个控制。”

　　无论是私下的访谈还是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徐星的坦率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衣着朴素，坐姿随意，但那种凛凛的，不能被侵犯的东西，将他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开。见到冯唐进门时，自然的招呼，又觉得他骨子里是个温柔的人。“凭什么我不能做有钱人，有房子、有车。我确确实实很有种的说，我没拿这事当回事。”徐星说。“当时1985年这个小说发的时候的确是有冲动，说自己成为名人了，挺牛的，尤其是对我爹妈，变成铅字马上给爸妈看，说，你们看，我出名了，我牛了！有过这么一段，但是很短。”很快他就感到一种厌倦。“第一，找我的人多。第二，我觉得这事挺没意思的。我到今天也觉得写作这个事对我来说，的确不意味着名，也不意味着利。经常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干嘛现在拍纪录片，你1985年就进入到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了，大学教材都得提了，你干嘛不利用这个当一个什么。但是我说实话，从离开烤鸭店到今天没变过，30多年一直是这样，一直是社会闲散人员。”徐星说，自己的确没太当回事。“生活以好玩为主，不好玩就没意思了，生活质量很低。尽管你可能非常有钱，但是生活质量低，这一辈子很荒诞。”

　　徐星有段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忙忙碌碌的，但是他说，自己在国外一天都待不住。“我天天都想回国，我在那儿无聊极了，在大学里面弄点这个，弄点那个，唯一就是我能看到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生活无忧，不仅无忧，可能比扫地还稍强点，特别无聊。我想我下个月能够回去了吧？就三年半多，我就跑回来了。”徐星为新书演讲，好友冯唐前来站台。谈到文学创作的“金线”，现场一片笑声。徐星赶说，自己非常非常的同意冯唐的说法。“只有极富智慧的人在一起，智慧水平是一样、相当的，才会是一致的。冯唐的‘金线’，我理解就是其实他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比如一种线嘛，要有一个度，有一个限度，就对自己的一种掌控，对自己的一个控制。这个我觉得是其实只有对自己要求很高，很严格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线。”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