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烨：宏观话题的文学书写

　　反映当代中国农村艰难变革的纪实作品《一号文件》，出自长于工业题材写作的小说家莫伸之手，多少使我有些意外。但读过作品之后，却让人倍感他的这次专注于“三农”的写作，委实是“蓄谋已久”，确属有备而来。

　　“一号文件”是指中央于1982年1月以“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之后，连续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农村政策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与重要决策的系列文件。“一号文件”如何在关键的时候导引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变革，农民的致富，莫伸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现实踏访获取的第一手资讯，作了充分而有力的揭示。

　　但《一号文件》不只围绕“一号文件”的制定与发布，写了当代农村困境中的突围与历史性的变革，它还以更为充盈的内容，更为开阔的视野，由农村生态与农民心态出发，在思想与路线上，生发出更为宏观的思考，提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业、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三农”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是党和政府在启动改革开放的决策中，首先关注“三农”，并把涉及“三农”的决议与决策，用“一号文件”命名的内在缘由。首要问题与头等大事，当然要用“一号文件”郑重对待。

　　在《历史的回顾》《伟大的转折》两章里，作者写到几位身处基层、心忧天下的农民思想者。在他们置身的那个时代，对农村现状的感怀，对“包产”问题的呼吁，并由此受批挨整，乃至改写命运的遭际，实际上，这些屡禁不绝的农民心声，正是“一号文件”精神的时代先声。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来自一线、立足底层的呼声，乃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种种试探与实践，才有“一号文件”的循名责实和最终落到实处。看到这些，人们既为那些先行者的生不逢时感到惋惜，又为他们义无反顾的仗义执言至为敬佩。在中国的这个“希望的田野上”，不只生长植物，生产粮食，还出产思想，诞生英雄。这使得这个“田野”，不管遇到什么，总会满含“希望”。在这里，作品写出了农民思想者的可贵，又写出了中国农村的藏龙卧虎，并揭示中国问题的根子在农村，希望在农民。

　　作品所写的两股绳终于拧成一股绳的过程，令人欣慰，也令人反思。长期以来，农村不如意的现实，农民想改变的愿望，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切实的倾听。这背后的原因，是领导层与农民们并没有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际上是两股道上跑各自的车。而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探索，党和政府调整了思路，由“一号文件”完成伟大的转折，两股绳终于拧到了一起。由分离到走近与合力，从领导与管理的层面看，确有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和汲取的教训。长期以来，对农村艰难现状的束手无策，对农民呼声的不置可否，这不仅是一个对农业与农村忽视与漠视的问题，而且还在于实事求是的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人为本的理念等落实不到位，而这更是造成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强制作风盛行，乃至干群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

　　因此，“一号文件”不只带来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曙光，它更带来了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回归正轨的精神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号文件”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

　　作者对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的梳理与提示，令人警醒，给人启迪。《探讨与思考》《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等章节，对当下农村在城镇化、市场化的迅猛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产生的新问题，作了精要的梳理与提示。如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政府与土地的关系等问题，土地与粮食分离的问题，土地的减少与消失问题，农村人口的弱化、老化、空心化问题，农民致富之后的走向问题……这些问题既限定了现实的农村，又困扰着当下的农民，有些问题应予以关注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作品提出这些问题，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了农村依然严峻的现状，也留下了一系列待解的悬念。这些问题也向人们清楚地表明：中国当下问题的症结，依然是“三农”问题。

　　总之，莫伸的《一号文件》，立足于“三农”，又超越了“三农”，富有更多的内涵与更大的意义。莫伸的写作，并不囿于某一种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类题材，只要事关重大，只要有话想说，他就一定投入进去，并力求写出好的作品。这使莫伸的文学写作，具有超越文学范畴的社会性意义，并内含了一个知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