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与“本土现实”

　　近年来文学界和文化界一直对所谓的“中国故事”、“本土现实”、“中国经验”抱有强大的阐释和争议的热度，而其体现出的文学美学和社会学上的焦虑显然值得深入探究。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从“先锋文学”开始说起

　　上世纪80年代，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为显赫一时的“先锋”写作代表，其作品确实具有着美学和历史学上双重的重要性。这种“先锋”的写作潮流曾经在时代转捩点的早期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价值和思想文化史意义，而那时正在兴起的文学批评的“方法热”也对这一带有“异质”性的写作予以了不吝赞誉的热捧。当时的“先锋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几乎被头晕眼热的时代同行们集体性地忽视或搁置。这些先锋作家们由于所处的文学历史和社会语境，他们的写作不一而足的是学徒于“西方”。但是随着写作自身面对的挑战以及时代境遇的再次转换，很快，这种带有明显的对话性、互文性、技术性、修辞化和仿写化的“先锋”写作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及物性”和“中国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异域”作家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作家重新寻找精神对应物的努力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这一时期先锋文学的“自信缺乏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因为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营养不良而导致了作家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当然少数的几个“先锋作家”的一些文本除外)。正是“自力更生”能力的缺乏，在中国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转盘上，在不断分层和分化的现实面前，那些还骑着自行车甚至木马的作家不能不被历史和现实的高速列车甩在身后。而他们写作中的“历史”尤其是“现实”就不能不与真正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相脱节。正是这种惯性的“脱节”导致了长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处理“中国化”历史和现实能力的缺失。至于小说家和出版商以及市场化写作之间相互“染指”的不争事实也是近年来中国小说水平不断下滑的重要因素。本来处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就先天不足，加之近年来“消费现实和历史”成为写作的风潮，现实题材究竟该如何把握，的确令人担忧。

　　作家的写作身份与现实立场

　　中国作家的身份问题一直是被反复谈论甚至争论的——这就是写作者和知识分子(公知)之间的关系。莫言一再强调自己是“民间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但是很大程度上，他所强调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或者“写自我的自我写作”是要去除和反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传统。这显然多少有些偏差。因为在莫言看来，“民间”和“知识分子”是对立的，“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我们仍在喋喋不休于作家的立场和写作伦理，而在文学话语的特殊性以及想象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和实践上仍然是乏善可陈。

　　不管孰对孰错，知识分子立场与写作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问题。就像诗歌界在多年前的一个讨论一样，“一个坏蛋是否能写出好诗？”这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谈论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文学的功能问题。而问题的吊诡性却恰恰在此。在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文学本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作家不是能够纯然“绝缘”和“非及物”的群体。既然我们深处历史和现实的旋涡之中，那么写作就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纯诗”和“纯文学”的。

　　回过头来，当我们在纷繁的媒体镜头之下走开，回房间里再次翻读当下作家尤其是热点和畅销书作家的作品，我们是否缺乏足够的冷静与客观？换言之，尽管我们早已经不再缺乏从文学本体、语言、修辞和想象力甚至从贩卖过来的种种文学理论来分析和阐释一部作品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国当下的写作而言，我们都不可能回避一个惯性的集体追问——一部作品与一个国家的现实关系。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讲“中国故事”的人？以莫言为例，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寻找当年路边和瓜棚下为“民间”讲述故事的蒲松龄的身影。莫言一直有着讲述“中国故事”和“现实经验”的情结，但是这一“现实性”话语的表述过程显然历经了诸多困窘和难度。作家经历了双重现实——经验的和文本的，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是的，这就是“中国故事”。一切正在发生，一切又都成了如此不可思议和充满吊诡的文学辞条。

　　来自现实生活与新媒体的挑战

　　而在乡土化和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本土故事和叙述方式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下作家的诸多文本中关于“现实性”部分的叙事问题。很多作家过于急迫地想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观感和评骘。而从阅读的角度而言，这些与现实紧密接触和粘连的叙述部分却并没有使我们获得如期而至的阅读期待。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很多作家写作了大量的关于“现实题材”的文本，但是我们却在这些文本中感触不到文学的“现实感”。一定程度上，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集体在“现实感”面前乏力和失语。肯定会有很多人对我的这种判断不解或不满。他们的反驳理由自然是，我们当下不是有那么多关注民生、乡村、打工、草根和底层的写作吗？当下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文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真正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情怀、热度和冷度的文本却越来越稀少了。这里所提出的“现实感”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是有差异的。“现实感”显然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作家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观照和抒写。这种观照和抒写方式除了与当下的时代和现实景深具有关联之外，也同时延展到过往的历史烟云甚至普适性的人性深处。换言之，“现实感”写作既通往当下又打通历史，既有介入情怀又有疏离和超拔能力。莫言的一句话不仅是对他自己的提醒，也是对中国当下作家的有力提醒——“我是从乡村出来的，我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中国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这是我思考的问题。一个作家要想紧密地跟踪现实生活，我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所谓社会现实真是千头万绪，无论什么样的天才，在当今社会里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人物。这就需要我们用想象力来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寻找红高粱的故乡》)。

　　本土写作的“现实性”和讲述“中国故事”的企图显然具有着更多的难度和困窘。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密切关注当下又予以超越显然是中国当代作家必须注意的问题。更多时候，作家充当了像布罗姆所说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还是以莫言为例，他仍然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具有着优秀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感”的作家。这种想象力和“现实感”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家族化和命运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从而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和生命体验。在一个全面超越作家想象力的自媒体和寓言化时代，任何企图密切接近和阐释现实的写作者都必然要遭遇到这种真正的现实力量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小说家在试图进入现实的时候一起遭遇了一个来自于现实的困境——新世纪以来极具“传奇性”、“爆炸性”和“不可思议性”的现实场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的极限。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看看这些年来流行的官场文学、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的流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基于此，在眼球经济、屌丝文化、媒体发达的背景下，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尽管我们每天都能够制造出众多看起来与现实接近的很像现实的“拟象”类的作品，但这种平面、浮泛甚至虚构的“现实”题材的写作至多只是“仿真性写作”。作家们必须接受来自新媒体制造的扁平时代“全知全能”阅屏的挑战。

　　将日常化现实转化为文学

　　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作家而言，同时叙述和想象“历史”与“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体验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这几年来我注意到，一些作家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却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很多写作者不自觉地高估了自己认识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能力。回到文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中国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日常化现实”到底有多远？显然，作家普遍陷入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之间难以榫接的尴尬和困境。

　　新世纪以降，在面对更为贴近个体的“日常化现实”的时候，叙述者却感到了巨大的犹疑和困惑。曾经的清醒、审慎、反思再一次坠入到了“现实”的涡轮机、搅拌机和粉碎机中。我们本应该对更为切近的现实据有不言自明的话语权，但事实却是，不期然间，我们充当了盲人和哑巴的角色。在离叙述者更为切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仔细深入考量却发现，其缺少的是更为深入、凛冽和令人惊悚的“文学的现实感”。在现实和写作面前，作家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文学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区别于原生态意义上“现实”)吗？“当代”作家在叙述更为切近的“日常性当下”时不能不“英雄气短”和“笔力不逮”。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知识分子再次丧失了回应能力。我们在很多的文学文本中听到了作家集体性的抱怨和不满，但除此之外，文学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我们看似对“现实”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换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

　　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所以，处理正在发生的“现实”对于作家而言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和挑战。尤其是面对正在进行和持续中的“现实”还有刚刚远去的已经具有了“历史感”的“现实”，当它们一起进入作家的视野时，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迷津。其中的叙述难度和危险可能是难以想见的，而正是这种难度成就了文学自身特有的品质——在司空见惯处发出“陌生”之音，在不可能的难度中挑战和冲击语言和想象的极限。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发出不满之声，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8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失语》)。我想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

　　比照更为生动和吊诡的新世纪现实，小说中的现实叙事显得苍白无比且单调粗疏。也许作家们太希望和急于处理“现实”了，处理“当下”的时候作家们无形中成了怀疑论者或犬儒主义者，因而普遍出现了“精神现实”不足。就文学而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在一些作家那里，这二者之间却呈现了简单化的对立性。实际上，现实与历史更多的时候是叠加和掺杂在一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条河流，我们很难说河的这段是30年代的，而那一段是80年代的。更多的时候，现实和历史之间已经很难被简单化地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