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帆:虚构的特权

　　文学仿佛进入相对平缓的阶段。从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到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的密集启蒙告一段落；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种种炫目的文学口号以及激进的写作方式留存于20世纪，“朦胧诗”、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乃至围绕人文精神的辩论俱已后退为遥远的昨日风景。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制造的短暂骚动，一切按部就班，波澜不惊。

　　尽管如此，许多作家并未感到真正的从容与平静。文学的外部压力逐渐增加，新型的焦虑无声地滋长。概括地说，作家察觉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文学周边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巨大的转型突破乃至瓦解了历史描述的传统框架。这时，与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众声喧哗相反，作家的文学想象遭到了窒息。不止一个作家痛心疾首地感叹，现在的文学想象几乎无法跟上光怪陆离的社会趣闻。文学还有什么作用？这个古老的疑问开始再度浮现。其次，文学的符号及其传播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如果说，“朦胧诗”或者先锋小说的实验写作仅仅在语言内部发动种种哗变，那么，影像符号的大规模生产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完善无不带来语言外部的强大冲击。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掌控已经众所周知；相形之下，互联网的全方位改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总结——互联网对于影像符号的青睐不仅与电影或者电视异曲同工，并且，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互动模式和无限的容量开始造就另一种迥异的文学消费模式。对于作家说来，许多文学命题的有效性必须重新评估，文学写作不再是一个轻车熟路的项目。

　　或许必须承认，作家的焦虑相当程度上来自新闻话语的无形挑战。光怪陆离的社会趣闻极大地扩展了新闻的资源，电视、互联网提供的传播效率是报纸为中心的印刷文化无法想象的。总之，新闻话语的黄金时期到来了。新闻如愿地吸引了无数的眼球，充当引导舆论的先锋；文学相形失色，并且迅速地边缘化。某些作家甚至愿意屈尊模仿新闻话语——他们的小说犹如某种大型的新闻综述。不过，这种尝试并未赢得预期的成功，乔装打扮的新闻话语并未真正满足社会的文学期待。

　　何谓“边缘化”？边缘化意味着文学仅仅在历史叙述之中占据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甚至退出历史叙述。人们没有理由将社会历史想象为一个悬空的固定实体，或者想象为一台经济机器旁若无人地运转，社会历史始终处于持续的建构。所谓的“建构”不仅包括持续积累的各种事件，而且还包括舆论对于各种事件的叙述、评判、定位——人们可以将这一切称之为历史叙述。当今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多声部的，各种话语体系的博弈形成了历史叙述内部的激烈角逐，所有的话语体系无不以独特的姿态推崇某种意识形态，力争成为社会历史的首席编辑。新闻话语以真实、快捷、敏锐、犀利赢得了人们的称道，许多人阐述社会观念的依据是新闻话语供给的种种案例；然而，这时文学仿佛缺席。至少可以认为，文学对于历史叙述的贡献率下降了许多。当年，梁启超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曾经形容，小说——当然可以扩展为文学——以“熏”、“浸”、“刺”、“提”的方式介入历史叙述。现在，文学就要销声匿迹了吗？

　　我想郑重地指出，新闻话语覆盖文学的时刻远未到来。至少在目前，作家没有必要为之焦虑。我相信这种经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人们读到的新闻远远超过了文学作品，但是，人们记住的文学作品远远超过了新闻。文学持久驻守人们的记忆——事实上亦即驻守一个社会的文化制高点——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拥有诸多新闻话语无法配备的叙述策略，例如虚构。也许，现在可以重提一个常识激励文学：为什么不充分地行使虚构的特权？

　　的确，文学的虚构是一种特权。生活之中的谎言遭人鄙夷，可是，文学的虚构享有道德豁免。古老的文化演变预留了一个小小的道德缺口：如果某种叙述产生了特殊的重要内涵，叙述的真实原则可以放宽乃至放弃。时至今日，只有文学正式地获得了许可。显然，文学申请虚构执照的理由是美感。文学承诺生产“美”换取“真”，并且为之构造了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当然，所谓的“美”多半是后人的总结。我宁可相信，文学虚构的最初意义是抗拒平庸的日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总之，太阳底下无新事，流水账的记录只能再现一个乏味的现实。最初，某些杰出的叙述者不愿意笨拙地爬行于琐碎的表象，虚构逐渐再造出某种异于现实的奇特情节。当成熟的作家出现之后，他们的强大想象竭力将各种零散的恩怨情仇集聚在相同的时空内部，众多文学人物被赋予强烈的性格；由于各种激烈的冲突，文学人物的命运展示获得了曲折离奇的引人形式。虚构使文学如此有趣，以至于人们宁可从“真实”之中脱身而出，欣然投入另一个幻境。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快乐。

　　迄今为止，虚构仍然是文学制造快乐的常规手段。譬如，这一段盛行于互联网的“玄幻文学”或者“穿越文学”即是虚构的特殊类型。尽管如此，现在已经是郑重地重申这种观点的时候：娱乐仅仅是虚构的部分功能；如果将娱乐视为虚构的惟一追求，无异于严重低估了文学的意义。过往的历史证明，许多思想家始终对文学寄予厚望。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曾经高度评价文学的“哲学意味”，他在这种意义上期待文学的虚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时可以说，文学显现的“可然律”与“必然律”即是文学的历史叙述之际。

　　现在，或许是文学又一次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竞相参与历史叙述的时候，当新闻话语如此引人瞩目的时候，文学仍然察觉何种特殊的空白，从而启动虚构的叙述策略补上关键的一笔？

　　许多教科书表示，文学的聚焦之一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当然，从经济学的“经济人”、法学的“自然人”到人种学的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众多学科无不分别涉猎人的主题。然而，这些学科通常提取人的某个层面，依据抽象的平均数制作为特定的社会标本。“经济人”表明理性的计算和最大利益的争取，“自然人”表明权利主体，黄种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表明主体的肤色、面部特征、头发形状，如此等等。不难发现，这些学科制作的社会标本仅仅显示了人的一个侧面、一个剪影，它们不负责完整地再现每一个人物的肖像外貌以及嗜好、脾气、社会关系，再现他们吝啬或者慷慨、宽厚或者专制、聪明或者愚笨。新闻话语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历史之中各种重大事件，人物时常扮演协助事件运转的齿轮。只有文学刻意塑造每一个体，不仅恭请他们担任文学的主角，并且视之为历史叙述之中不可或缺的意义单位。

　　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家的文学解读无法识别每一个体的独特意义。无数的个体千差万别地散落各处，解读他们如何参与历史叙述是一个尴尬的难题。许多批评家倾向于将人物纳入某种社会共同体，例如国家、阶级、阶层、民族、性别，某些时候还可以考虑家族或者职业。根据现成的理论图谱，批评家通常援引各种共同体的历史描述覆盖每一个体的独特意义。很大程度上，这即是“典型”这个理论范畴的阐释机制：个性显现共性，个别显现一般，现象显现本质。这种解读再度将人物收缩为某种社会标本，文学再度混迹于众多学科。即使不在这里详细地争论“典型”的阐释机制，我仍然愿意指出，批评家的文学解读必须摆脱指定的“共性”、“一般”、“本质”而注视个体的活跃动向——尤其是现今这个历史阶段。首先，批评家曾经高度信任的理论图谱正在失效。如果说各种传统的阶级描述并未过时，那么，各个阶级赢得的评价以及种种阶级关系的考察正在出现许多新型的论断。其次，个体活动空间的急速扩大制造出各种机会，许多人物跃出了自己曾经从属的社会共同体而改头换面，获得另一种身份。如果说，文学周边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那么，理论图谱的失效和许多人物的身份变换均是剧烈震荡的表征。显然，人们可以从这些表征背后发现巨大的社会活力。个人的勤劳与否突然与利益的获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个体逐渐从沉睡之中苏醒，纷纷进入跃跃欲试的状态。如此之多的特殊人物打破了平均数提供的规定形象。历史深部的冲动呼啸而出，各种僵硬的陈旧规定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

　　当然，所谓的“历史深部”常常成为“经济基础”的隐喻；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扮演了拉动历史的火车头的角色。这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次成功验证。但是，当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开始联合描述这种宏大的历史图景时，文学再度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如何压缩于人物的内心，甚至沉淀为无意识？只有内心事件的形成才能证明，社会事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且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证明历史深部的冲动也是每一个体的内心冲动。当然，所谓的内心事件不可能镜子一般如实地映照社会事件；人物的内心充满了无数微小的沟壑和稍纵即逝的波纹，社会事件必须在这个空间分解、吸收和重组。然而，无论如何，隐藏于七尺之躯内部的“内心”终将与外部世界的宏大历史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从来不会出现“他心里想……”这种句式。经典的社会科学出示的是宏大的社会视野，社会视野之中的人物多半作为某种共同体的代表填充历史。谈论某种社会制度的缘起，或者，谈论价格杠杆如何控制一个产业的兴衰，人物内心的各种琐细动静只能忽略不计。新闻话语出现了各种人物，但是，记者也不会写下“他心里想……”这有违于新闻话语的真实原则——人物的内心不可直视。事实上，只有文学才能活灵活现地虚构内心发生的一切。文学史可以证明，许多作家的巨大声望即是来自人物内心的洞察与想象，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或者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殚精竭虑地想象种种斑斓的内心景象表明，作家力图秉持某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参与历史叙述——他们始终认为，历史叙述没有理由省略人物的内心幽深。这是文学聚焦每一个体的必然延伸。即使不考虑现代主义文学如何推崇以“内心深度”抵抗物质世界的压抑，也不考虑精神分析学派如何围绕俄狄甫斯情结构思历史，文学视野之中的内心仍然不可化约。文学不仅援引人物的内心充任历史潮流的个别例证，犹如借一滴水浓缩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许多时候，文学还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内心的悲欢隐含了社会历史的评判。从社会制度的设计、消费品的价格制订到公共服务设施的修建，社会活动的得失成败终将投射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春到人间草木知”，如果显赫的社会事件无法叩响隐秘的心弦，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社会事件的历史价值。当然，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提出的结论往往显示了理论的清晰、坚定乃至强硬；相对而言，文学之中的人物内心意向纷歧，多虑善变，一己的偏好时常超过普遍性的衡量。然而，这不是文学的犹疑软弱，而是更真实了——真实地告知历史的复杂和丰富。

　　通常认为，情节是性格的发展史。许多作家表示，当人物在他们的想象之中真正活起来之后，虚构几乎成为被动的跟随，人物仿佛可以自动地完成他们的故事。这种观点多少忽视了情节构成的另一种动力：外部世界制造的戏剧性冲突远远超出了人物性格的活动范围，单纯的性格内容不足以完整解释情节的逻辑。更多的时候，作家的想象、理解以及价值观念决定如何虚构情节扩展的场域，如何形成一个结构，一个格式塔。新闻话语只能如实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时候，文学的虚构大胆地再造了另一个戏剧性空间。《红楼梦》之中的大观园与太虚幻境遥相呼应，鲁迅大胆地调遣未庄雇农阿Q卷入革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排幸福的家庭与不幸的家庭相互映衬，罗伯·葛利耶的《妒嫉》别出心裁地删除了一个妒嫉者视野之外的任何情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可能是众多生活碎片的堆积，这种堆积即是荒诞与无意义的证明。考察虚构完成某种异于真实时空的美学模型，诗或许是更为简明的例子。无论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的想象将各种分散的美学意象调集到同一视窗之内，铸造出超凡脱俗的意境。

　　亚里士多德关于“可然律”或者“必然律”的古老论断显明，文学没有必要自惭形秽。至少，虚构的特权是文学如此自信的理由之一——可以虚构人物，虚构人物的内心，或者虚构一段情节、一种意境。文学的“虚构”意味着偏离庸常现实，虚构的“文学”继而以“他者”的面目回归现实。“他者”与现实的距离或许是一种批判，或许是一种理想：“虚构所制造的空间恰恰是现实所欠缺的。这样，文学话语可能因为显露出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诅咒，也可能因为弥补了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预言。”虚构制造了文学与现实的特殊紧张，二者之间的张力将使文学在历史叙述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