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忆贾大山：任编辑时曾找贾大山约稿

1987年和铁凝（右二）及日本汉学家南条纯子夫妇于正定隆兴寺内

读中学时的贾大山

1991年冬在书房

　　2014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习近平同志忆作家贾大山的旧文《忆大山》，文章历数了他与贾大山十余年的交往情谊。英年早逝的作家贾 大山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贾大山因小说《取经》而在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他一同获奖的还包括王蒙、刘心武、贾平凹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 的文学界，他与贾平凹一起被称为短篇小说“二贾”。

　　近日，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之写序。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铁凝记忆中的贾大山，看到那个时代里那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贾大山。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一九八○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 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一九八一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他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 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 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义，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 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大山约稿，是应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局长。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曾经，它虽以粮食“过江” 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做一名文化局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 但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门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门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 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感觉他在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

　　几年后大山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然而贾大山仍旧是个作家，可能还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短篇小说 的作家，且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这些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 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 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的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 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嘴里也在嚅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 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 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让我永远怀念的，是与这样的文坛兄长那些不可再现的清正、有趣、纯粹、自然 的文学“闲谈”。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这尤其难得。

　　一九九五年秋天，当再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那天我的不期 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 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 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 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 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 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 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气韵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 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 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