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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云:用文字为民国时代留下剪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19日16:14 来源: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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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作家朱西宁家(左二)做客时,蒋晓云(右三)看着朱天文(右二)和朱天心(左一),好似在看玩闹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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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年1月  定价:32.00元

  在蒋晓云的人生辞典里,“作家”这个称谓曾经中断了三十年,但一回到文学现场,她几乎立刻找到了当年的状态——敏锐、易感、直达生活的本质。台 湾作家中,她的写作曾经是异数,现在仍是异数,她很少触摸所谓的时代“风潮”,而是固执地守护着自己对于传统话本小说的迷恋和敬意。在她眼里,写作就是写 作,与一切外部因素毫无瓜葛。

  “我独自发着‘思古之幽情’,实际却好像在一个电影布景里”

  蒋晓云的小说中,民国时代是一段躲不过、忘不掉的历史。她不曾生在那个时代,却在长辈的断续追溯中一直为那个时期所着迷:充满动荡迷惘的那些 年,人们是怎样求生,怎样维持尊严,怎样带着血和泪在多变的局势中颠簸沉浮。有些只是只言片语,有些则是有名有姓、情节曲折丰富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无论 在她幼年时,还是离开写作、离开台湾去往美国以后,都在记忆中沉淀、发酵。

  2006年到2010年,蒋晓云曾以企业高管身份在上海长期居住。因为工作和寓所都位于新天地附近,每天在石板路、旧式建筑中穿行的她也在无意 中打捞着属于过往的记忆。“直到一天清晨,我因为开会而早早走上这条路,却发现竟然有位工作人员在开铁门。他不开门的话,我就没法走进这条路。我这才意识 到,这里面全是商场,而不是我所沉浸其中的那个时代。”蒋晓云说,“这对我打击很大——我独自发着‘思古之幽情’,实际却好像在一个电影布景里,我所认为 理所当然的上海景致,其实是人造的、仿古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正是这段在石板路上来来回回的履迹,让蒋晓云越发觉得有必要为那段时代、那些人写点什么。“他们之中最年幼的,如今也已入花甲、古稀的年龄,再不写,就真的被遗忘了。我被他们所深深打动,并且留存了那多年的触动,于是我还是想,写吧,一定要写。”

  “我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被培养的文学尖兵型的人”

  上世纪40年代,蒋晓云的父母在乱世中从内地去往香港,几经周折又到了台湾。“我父亲是那种真正的热血青年,大学二年级就从军去打仗,后来因为 读过书,当过国民党的官员,再跑去经商。”去往台湾时,蒋晓云一家和许多人一样充满迷惘——回不去了,又不知怎样才好,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生活,这样 一过就是几十年。

  对于龙应台和王伟忠的“败军之后”的定义,蒋晓云很惊讶,也很沮丧。“他们多是庶民,跟国民党、跟军队没有多大关系,也无所谓政治理念。本质 上,他们是为了逃难而离乡,与‘败军之后’的称谓并没有瓜葛,他们对国民党不信任,也没什么好感,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像是时代的‘难民’。”

  正因为如此,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朱天文、朱天心等“眷村”子弟并不相同。作为意外出生的小女儿,蒋晓云笑称自己“被当做孙女一样抚养”,她少有 同龄玩伴,在家看的书也多是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阅读驳杂。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被培养的文学尖兵型的人。”虽然免不了顽皮,但蒋晓云 所拥有的童年世界几乎都是成人化的世界,她所交流的对象也很少是孩子或者同龄人。去朱西宁家做客时,她多是和朱西宁及太太交谈,21岁的蒋晓云看着19岁 的朱天文和17岁的朱天心,好似在看几个玩闹的小孩。

  “我跟她们的交集并不多,跟台湾那一批作家的交集也不多,虽然几乎同时出道,但似乎玩乐的都是不同的东西。”跟朱天文姐妹的“文艺气质”相比,蒋晓云更像是个精通玩乐的“野丫头”,她几乎凭着直觉保持自己跟“文艺青年”之间的距离。

  “他们很忧郁,而我却活泼得不得了。”一次胡兰成在朱西宁家开讲座,蒋晓云也被叫去听讲,本打算去约会的她不情不愿地想出了个两全的法子—— “我跟男友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听两个小时,然后跳舞去。”讲座上,她完全没有那种要记笔记、要认真听讲的自觉,打着哈欠,只求时间快快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野丫头”,21岁时发表了引发众人关注的小说《随缘》,22岁曾凭借短篇小说《掉伞天》获得联合报小说奖二奖(首奖空缺),随后 又连续获奖,被当时的张大春直呼为“我的偶像”,连夏志清都称她“不止是天才,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并亲自为她的小说集《姻缘路》作序。张爱玲“成 名要趁早”的名言,在蒋晓云身上也同样适用。

  “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离开的人身上,在他乡穿着旗袍在生活的那种人”

  父辈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她又离开台湾去往美国。“离乡”这个简单的词汇对蒋晓云来说充满各种含义和可能性。“我每天都在想,像我母亲这样的人, 他们对于家乡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离开的那个阶段,而原乡其实早就在发展中被不断更新,不断覆盖。——他们好似把自己的记忆保持在‘时光的胶囊’里。”蒋晓 云说。

  这种感觉,在远赴重洋时也时常出现。“到了美国,最惊讶唐人街的报纸还在称‘福特大总统’、‘卡特大总统’,这种称谓很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国绝 迹,而一些已经是第四代移民的华人,在生活习俗上竟然比我还守旧,这让我很意外。”她说,“那些离开的人的日子,我知道,但留在上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日 子,我不知道。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离开的人,在他乡穿着旗袍在生活的那种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所以我要为他 们而写。”

  多年后再次归来,蒋晓云也经历了许多归来者的阵痛——“回到台北,东南西北都不认识,非常痛苦。而上海却非常像我记忆中的中国,在这里,我可以 把对原来台湾的记忆都移植过来,激发在台湾已经丢失的创作欲望。”于是,便有了这部讲述小人物人生的小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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