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深虑广的地域史书写 阿来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在京研讨

　　瞻对，地处四川甘孜，亦即通常所说的康巴地区。因民风强悍，当地人常自诩“就是一块铁疙瘩”。说起瞻对，往往伴随无边的想象：自清朝开始的七次用兵，到民国的争夺、谈判，再到1950年和平解放，这曲折的历史中埋藏着数不清的传奇和故事。作家阿来选择以非虚构的笔法来讲述这段藏地传奇，创作出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作品2013年8月在《人民文学》首发，后获得当年的“人民文学奖”。今年1月，该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即广受关注。

　　3月15日，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张京等出席研讨会。来自北京、四川等地的3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阿来的每一部作品都与藏地有关，《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都是如此，其中不变的是作家对藏民族文化和藏民族境况的现代性反思，而这反思毫无疑问是直抵现实的，并因理性和思辨而具有了相当的高度。研讨会上，李敬泽充分肯定了《瞻对》在这方面所具有的力量，认为它的价值首先是认识层面和历史层面的，为人们提供了文学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范例。李敬泽谈到，《瞻对》提供的不是景观化的历史，而是通过一地的历史变迁反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并揭示了其中的问题。这是一个高度具体的标本，不仅写历史，更涉及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这是作家在面对历史和今天时应有的眼光和态度。更值得思考的是，文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在《瞻对》中显示出独特的力量，想象以巧妙的方式勾连起过去和当代，让读者读史知今——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现实是如此复杂。他说，阿来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作家，因为他以文学创作自觉承担起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责任。

　　一个真正的民族作家要对自己的民族有清醒的认识，其中既有割舍不断的情感，也有客观理性的立场。胡平、叶梅、石一宁等认为，阿来既清楚藏民族的民族个性，同时又能超越个人的民族情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上审视民族历史，这种历史观和民族观对当代作家尤其是民族作家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为此，阿来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案头工作，用史实说话，以实证的写法不断将历史“清零”，得出了更复杂的结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历史学家的角色，既描述历史，也解释历史，展现出冷静、睿智的历史理性。阿来在作品中还表现出超越历史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这绝不是对历史的改写，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批判。他的这种批判与反思指向甚广，已不局限于地域史，可以说是针对那个时段的中国历史，或者说是那个时段的中国政治。

　　《瞻对》试图厘清人们对藏地的种种误区，为此，阿来选择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200多年的康巴历史。作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的文学功底在这次写作中显露无遗，从而使作品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力量。雷达、李炳银、白烨、张陵等谈到，《瞻对》包含了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作家面对历史进行的是文学的表达，在文学的表达中融入了丰富的历史感悟，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进行着有现实精神的思考。作家选择以小切口呈现大事件，人物形象鲜明，情节铺排扣人心弦，评论恰到好处，这些都是作家的文学功力给读者带来的惊喜。胸有成竹、举重若轻、从容平稳、炉火纯青的叙述使《瞻对》具有了非凡的品质。

　　此外，作家的文学功底更体现在叙述的节制上，阿来坚持对历史的还原和再现，极少掺杂个人的情感。施战军、贺绍俊、白轶民等谈到，纪实文学的根本原则应该是非虚构，阿来没有因为题材的传奇性就滥用小说的叙述方式，他控制住了小说思维的惯性以及所掌握的史料和传说，即便塑造人物也是还原史料中的面貌，没有多少演绎和想象。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很具可读性，这充分证明纯粹的纪实文学也可以引人入胜。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不在于虚构了生动的人物、细节，而是多方面的，体现在《瞻对》中，就是重现历史的重要价值。

　　对阿来而言，《瞻对》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清零”，但他对藏文化的追索不会停止。他说，写作本身不是要告诉别人什么，而是要回答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事情逼迫自己去寻找答案。“我生活在藏地，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问题应该得到关注，我并不特别在意选择什么文体，我只是想记下这些。我确实感激文学，文学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让我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今天发生的一切。”

　　研讨会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报社、四川省作协、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参加研讨会的还有梁鸿鹰、吴义勤、胡殷红、刘琼、李宏伟、杨晓升、王山、徐坤、赵智、解玺璋、徐忠志、李朝全、顾建平、梁彬、陈思广、叶勇、胡焰、杨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