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思考，是他的存在方式

　　打电话约梁晓声采访时，他的时间表已经调至“两会模式”，此时此刻，他的身份是政协委员，建言献策，认真履职，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在驻地宾馆的房间里，他的桌上放着一摞纸和十几只削好的铅笔，纸上的字迹连缀跳跃，不太能分辨清楚，只能大致判断是对某个社会问题的看法。思考，是他的存在方式。无论面对国计民生，还是进行艺术创作。

　　眼下，由梁晓声编剧、李文岐导演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返城年代》正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这部剧也恰是这种思考的延续和呈现。这是一部聚焦上世纪80年代返城知青群体的影视剧，但又不仅仅是记录这个群体命运的一部作品。谈起《返城年代》，梁晓声说，与抒写一个群体的命运相比较，他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国家的痛苦，因为这痛苦更能启迪人的思考，带来向善的力量。在他看来，思想最具吸引的光芒，比单纯写小说和剧本更高的层次和部分，即是思想的力量。

　　人心如向日葵，终将向善

　　记者：《返城年代》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批知青返城后的命运，通过哈尔滨的几个家庭辐射到整个知青群体，他们在经历了亲情、爱情的纠葛后，对人生和命运的理解都更加理性和成熟。这里的“返城”是不是也是你自己的一次“返程”？就像张抗抗说的，留在心里的“过去”，仍有“过不去”的纠结。

　　梁晓声：有些东西可能的确很难“过得去”，这也是我一直写知青题材的缘故。其实，我始终不变的态度是，他们不仅仅是那段历史的经历者，还是见证者。见证者和经历者是不同的，见证意味着要超越自身命运的痛苦。也就是说，那不仅仅是几个家庭、几十个人的痛苦，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痛苦，而是整个国家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知青上山下乡的10年和“文革”的10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知青变成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群。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知青，我们了解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但不了解当时别的个体、别的人群以及这个国家整体的痛苦。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创作者不能局限在个体、群体的命运上，一定要有这种超越的能力。又一次“返程”，也是又一次见证。

　　记者：你提到了不同群体的命运和痛苦，《返城年代》里其实也涉及到不同的个体，这背后所映射的当然是一个个庞大的人群。这几个家庭都很有代表性，林超然、何家三姐妹、蔡老师、杨一凡等等，性格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你想通过他们的形象传递给观众什么？

　　梁晓声：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国家的痛苦，单就知青群体经历的坎坷而言，你只是整个痛苦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加入其他群体的人物，才是完整的。因此，我愿意花费笔墨来写其他人。我用了那么多笔墨写知青一代的父辈，我写老工人的状态和他的经历，写何家三姐妹的父亲——一个中学校长的痛苦，写体育老师蔡叔叔80年代最大的愿望是“粉碎四人帮”，写曾经做过错事的杨一凡的命运……知青本身只不过是时代的一块化石，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就无视其他群体的痛苦。当然，这样的创作也可能面临风险，因为笔墨要分散到各个地方各个人身上，不断加入与之有关的人，这对作家是构成一定挑战的。

　　这部剧里的人，其实都是好人，特别是在大事发生的时候，都是好人，但他们都有缺点。何校长在家独断专行，但他在女儿去世后看到女儿的日记，一定要骑车去找何春晖。那些曾经对老工人无理过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对人对事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我相信，人心里始终有一个像向日葵，最终一定是向往阳光的。文化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促进人性向善，这是最基本的。

　　年代剧应该有鲜明的时代元素

　　记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你再次把笔触聚焦到知青题材，写知青与“文革”、知青与“改革”的关系。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现实意义何在呢？

　　梁晓声：今天，任何一种回忆都有必然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今天我们强调和平年代，一定是隐隐感觉到这个世界存在战争的隐患。因此，我们通过影视剧呈现从前的年代，一定也具有某种类似的原因，它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类似情况做出的历史性的回应。比如，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对“文革”进行忏悔的问题，有人站出来为过去的行为忏悔，但忏悔之后的结果是复杂的，受到伤害的一方不接受这份迟来的道歉。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宽容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伤口该怎么去弥合？这些我在《返城年代》里都有深刻的探讨，这也正是这部剧的现实意义。

　　记者：年代剧似乎总是让观众联想到宏大叙事之类的词语，但我在看《返城年代》的时候一个基本感受是，它的带入感很强，整个画面语言、叙事方式都比较轻松明快。这是特意做了某些调整吗？与其他类似题材的作品相比较，这部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梁晓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也但愿观众会喜欢它。其实我是很少看电视剧的，看新闻比较多。我只能想象，如果自己是电视剧观众，能看的进去吗？因为《返城年代》涉及的话题是沉重的，敏感的，我会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所以加入了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元素，比如一些喜剧性的元素，使剧情更加平衡。如果不加入这些，这部剧会非常沉重。

　　说到它的特点，我记得去给“飞天奖”最佳编剧奖颁奖的时候，主持人问我最喜欢什么类型的电视剧，我说的是不喜欢的类型。对年代剧来说，我不喜欢那种明明是年代剧，还要有意识的把最具年代特征的元素过滤掉的作品，因为它对整个大文化是有伤害的，对年轻人也是有伤害的。比如在涉及到知青和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时，如果我们不说清楚，那许多年后的人会疑惑，这段历史真的发生过吗？那时候的人看起来似乎生活的也很惬意呵，所以回到过去好像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这样，今天的改革还有必要吗？为什么本届政府要不断提深化改革呢？这在整个历史的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正视历史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记者：这就涉及到一个正视历史的问题了，由此可能会带来许多困惑，我想到了冯小刚在两会上说的对“敏感”这个词的理解，大意是说，敏感应该是个好词儿，因为艺术家应该把敏感的触角伸到生活现实中去汲取营养。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其实也有许多人问过我，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你为什么非要写“走麦城”而不写关云长呢？这涉及到创作者的感情立场。许多创作者害怕在感情立场上被划入另册，恰恰我们的立场是要正视历史，这是我们的文化责任，艺术家有责任去呈现历史，至于怎样呈现，是由我们的艺术能力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精神和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从“五四”开始，蔡元培、胡适他们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沈从文也曾经试图通过小说重建我们民族的精气神。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寻找到合理的合适的方法，来使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越来越好，越来越理性。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写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到后来的《知青》《返城年代》，我很好奇，你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和反思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在创作中有什么体现？

　　梁晓声：我觉得是有变化的，起初，当全社会对返城知青还不够理解，不明白他们在曾经的那些年每个个体发生的变化时，我试图写他们个人的命运，我是同情这些人的，希望社会能理解他们。后来，我的态度更多的是反思，事实证明，也正是知青一代成为了反思的中坚力量，我想通过他们来呈现反思，尽管这是一直是很难的。《返城年代》的主题歌里有一句歌词——“冬天使我明白”，失去那么多才换回来一个明白，让人百感交集。

　　你说在创作里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那种浪漫主义更多是受到雨果的影响，是与现实结合的浪漫主义。90年代后我写了几篇极为荒诞的东西，确实感到现实主义呈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荒诞的风格毕竟不是我喜欢的，想来当时也是迫走歧途，逼上岔路吧。所以后来我又想回归现实主义，是一种温暖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我希望通过作品给人们以希望。现实太冷，人心太冷，我想带给人们光明和温暖的力量。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梁晓声的语气缓慢、坚定，在回答每个问题之前，他都习惯对问题本身提出疑问，以确定彼此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我问他，是否还会写知青题材的作品。他回答，应该不会了，因为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他说，若干年后，当人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可能会感慨当时的中国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一些作品。到那时候，他不想说，我知道应该出现，但太难了；他想成为那样的作家——确实很难，但我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