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英：诗歌表达了我真实的生存状态

　　“在媒体人的眼中，在大众面前，我是一个商人，其实我是一个诗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喜欢这样跟别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写诗时，他用“骆英”这个笔名，他至今已经出版了《都市流浪集》《小兔子及其他》《7+2登山日记》《绿度母》等10多部诗集。他设立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多年来积极扶持诗歌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反响。近期，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成为了诗歌民间组织“世界诗歌运动”的成员，骆英也成为该组织的协调员。骆英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中国当下社会具有巨大的活力，中国诗歌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通过世界诗歌运动这个平台，我们要把中国诗歌的声音传递出去。”

　　记  者：您更多的是以商人的身份为人们所知，但却写了很多诗。写诗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

　　骆  英：经商，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谋生；登山，是一种体验和逃避；写诗，却是我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我的诗其实是写给自己的。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美和丑，我要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表达完了，我的心里也就平静了。我从没考虑我的诗读者会不会喜欢，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些去“化装”那些诗作、去取悦社会和别人。它体现的是我真实的存在状态。因为有诗歌，我活得很坦然。我是好是坏，我都已经在诗歌中抒发完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焦虑感。

　　记  者：面对一些诗人对您诗歌写作的质疑，您自称“一流登山家、二流企业家、三流诗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调侃？

　　骆  英：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清醒的判断，我做不了一个一流的诗人。我只是一个诗歌文本的提供者，我没有那种雄心，不像当下的一些诗人，大师情结很重。那么，我认为做一个三流诗人也挺好。当然，这样说也是为了一种防御。因为我商人的身份，好多人就不服气，“不就有钱嘛，你的诗才有名”。那我就说，“我都三流诗人了，你还跟我计较什么”。其实，一个诗人就是要写诗，算一流、二流还是三流都没关系。诗写出来，就不归作者来判断了。甚至，也不是由评论家来说了算。不是今天哪个评论家说我一流了我就一流了，或者谁说我不是诗人就不是诗人了。一切都只能交给时间和读者。“二流企业家”确实是真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流的，你就永远不会进步。二流的，你就会琢磨别人是怎么做的。这是企业家的姿态问题。“一流登山家”，我确实是。我2005年才开始登乞力马扎罗山，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走完了“7+2”(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点)。我现在想起来都佩服自己，竟然活着回来了。现在再叫我去登一遍珠峰，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记  者：从《小兔子及其他》到《第九夜》，您都特别注重对都市人所面对的生命困境进行反思。

　　骆  英：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当下的社会是最具活力的。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焦虑感。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各种力量在较劲，很多问题也在涌现。中国的当代诗歌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现代性困境的核心所在，并针对它进行创作，能够激发出其他国家诗歌所没有的活力。实际上，诗人应该对这种困境进行言说、批判。中国当代诗歌要紧紧拥抱现代性，让诗歌回到社会现场，这样诗歌才会具有活力。你看惠特曼、圣琼·佩斯，还有艾略特、金斯堡的诗歌作品，都跟当代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结合——要么被卷进去了，要么去抗拒它。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世俗化、物欲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诗人被边缘化，介入不到生活的核心地带。因而，现在中国很多诗人缺乏对现代性困境的认知，诗歌写作越来越讲究“纯诗”、“纯艺术”。因为作为一个商人，我也许跟别的诗人有些不一样，因为被卷入到当下社会的旋涡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当今社会所具有的活力与困境。这就是我为什么写出《小兔子》《第九夜》《绿度母》这些带有批判性作品的原因。

　　记  者：你认为自己是“诗歌的野蛮人”。一些评论家认为，骆英的诗“成也野蛮，败也野蛮”。你是特别看重这份“野蛮”吗？为什么不把诗作写得更加“精致”一些？

　　骆  英：我的诗歌为什么显得野蛮呢？因为大家都不这么写，只有我这么写。我有一个观点，野蛮的世界、野蛮的社会，只能用野蛮的语言来对应它。你无法面对一个彪形大汉，而去描眉绣花。这就是一种野蛮的思路。也就是说，既然生活这么丑，我就让它丑到极点，让你真正看到它到底有多丑。另外，我确实不大关注诗歌的语言。有的时候，你太关注语言、写得太工整，就把原来野蛮的锐气消磨掉了。我试图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的大悲大美。这是另外一种诗歌美学。这种诗歌美学我不知道怎么从理论上去概括它。我的诗集《第九夜》出版以后，有诗人和评论家就把它追踪到金斯堡的《嚎叫》上。当然，这是过奖了。

　　但我的诗歌创作无论表达什么，都有一个核心思想在其中：如何去看待现代性困境。比如在《7+2登山日记》中，我把一个完整的自然呈现出来，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大自然的纯美和伟大。我思考的是谁是大自然的主体等问题。因为自现代启蒙以来，我们始终以人为主体，认为人定胜天，不尊重自然。但是《7+2登山日记》想要表达的却是：山是伟大的，自然是伟大的，人是很渺小的。《绿度母》讲述的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困境：什么都讲究“大”——大民族、大国家、大文化……但是，我们在哪里？全部被消解掉了。我们生活在无限大的追求当中，带来了无限大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在《绿度母》中，我写的都是很大、很空的东西，让人抓不住要领。这样的诗歌读起来，自然被觉得“野蛮”、“另类”。

　　记  者：《7+2登山日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是您在登山的过程中写的。在极端危险的情境中写作，有何特殊的感受？

　　骆  英：我的诗歌，像《7+2登山日记》是拿命换来的。诗中写到的死亡，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每天都看到死亡的阴影。当下的人，可能会看到车把一个路人轧死了，虽然感到很悲伤，但毕竟跟你没太大关系。在高峰上就不一样，今天他可能还跟你坐在一块儿，等你再往上攀登，他就变成山上的石头了。这个非常震撼。在那种状态下，因为缺氧，人的思考方式会不一样。脱离了原来的城市环境，你不再那么世俗，思考得更加文学化、哲学化。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你就有创作的冲动。

　　在登阿空加瓜峰时，我被困了几天几夜，风在不停地吹，帐子都快被吹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于风的看法、对于山的看法就变了。你会把它们当作一个生命体来看待，与它们进行对话。这是你在山下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随着登上顶峰，心中会不自然地涌起豪迈感，因为你战胜了不可战胜的东西。这时，诗的语言也完全变了。再比如在南极，每天太阳都在顶上照着，那么单调，只能用平白朴实的语言去描述它。但你最后加起来是一种大美：那种安静、空旷、纯净、可怕……

　　记  者：中坤这些年积极地扶持诗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骆  英：我原来就是文学爱好者，一个写诗的人，那么我有钱以后呢，自然就想到扶持诗歌。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光有钱，总应该有人来呼吁诗歌的发展。所以，我们设立了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拿出3000万来对诗歌进行扶持。当初启动的时候，存在各种质疑。商界就认为这是一种噱头，现在拿钱去扶持诗歌没什么用。诗歌界也觉得不可相信，说这个家伙是不是给自己买名声，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我也写诗。这导致很多人后来看了我的诗，觉得很惊讶，“这诗还行啊”。言下之意，原来他还真是个诗人。

　　这么多年过来，中坤诗歌发展基金确实在促进诗歌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比如，设立中坤诗歌奖，奖掖那些成就卓越的诗人和翻译家；资助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研究院，全面地开展古今中外的诗歌研究工作；在北京门头沟、安徽桐城及云南普洱等地举办了“中国诗歌朗诵季”；举办了帕米尔诗歌之旅、亚洲诗歌节等大型诗歌活动。现在看来，把做企业挣到的钱用到诗歌上是值得的，社会上对此普遍比较认可，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记  者：中坤的诗歌项目最近两年有一些变动，比如帕米尔诗歌项目的停止、中坤诗歌奖去掉翻译奖一项、加强对诗歌出版的扶持。

　　骆  英：帕米尔诗歌项目原来也做得挺好的，但做来做去总是围着那几个朦胧诗人转，我就有点看法了。我们每一年都要对具体项目进行评估，看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我特别不愿意把钱总花在那么几个诗人身上。我希望整个诗歌界都能够来共享这个基金。因此，我们做诗歌项目，眼界要更开阔一些。我觉得，诗歌不能搞圈子化，资源共享，才会公平。

　　至于诗歌出版，虽然是中坤出钱扶持，但不能由我来决定出版谁的不出版谁的，因为我绝对不直接参与这些项目，我也没有能力去判断谁的诗好。这个事情现在交给北大新诗研究所来做。但新诗所的老先生们都老了，怎么让后面一代人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挑战。在开会的时候，我一再提出，北大新诗所也不应该搞圈子化。可以以北大的人为主体，但应该吸纳更多校外乃至国外的人进来。诗歌出版、诗歌活动，也应该让更多类型的诗人参与。我们的视野，不能光局限于我们熟悉的诗人，甚至我们不喜欢的诗人也应该拿进来。

　　中坤诗歌奖去掉翻译奖，确实是不妥当的。诗歌翻译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应该有专门的一个奖项去鼓励它。最近两届停掉，是因为有人对此有不同的判断。但是下一届还得把翻译奖恢复，我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记  者：“中日诗歌对话”、“亚洲诗歌节”、“亚北欧诗歌行动”……中坤这些年在推动中外诗歌交流方面非常活跃，有什么样的收获？

　　骆  英：推动中外诗歌交流，主要目的就是想跟世界各地的诗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中了解各地诗歌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可以较为直接而系统地把中国当代诗歌推介出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日本、韩国、土耳其、英国、法国、哥伦比亚、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诗人都有过交流。这种交流工作做到哪里，和那里的诗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今年将邀请土耳其的诗人来北大当驻校诗人。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外国诗人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在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说，中国诗歌所表达出来的崭新经验令人感到吃惊；在南美，诗人们也对我写阿空加瓜峰的那些诗作感到好奇，他们想了解一个外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同时，通过交流，我也对中国诗歌有了更大的自信。通过对比，我发现目前中国诗歌的活力是最大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具有很大的张力。中国诗人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经验是我们独有的。

　　接下来，我们主要和哥伦比亚进行更多的诗歌交流。哥伦比亚有个麦德林诗歌节，目前已经举办24届了，影响非常大。我们每年会组织诗人去参加。怎么确定哪些诗人去参加呢？我初步想到这么一个办法，邀请张清华、王光明等主编诗歌年选的人推荐本年度较为优秀的诗人，把名单综合起来之后再确定人选，这样就显得比较公平。

　　记  者：近期您成为了“世界诗歌运动”首位华人协调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您将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骆  英：世界诗歌运动是由麦德林诗歌节延伸出来的民间诗歌组织，联合国每年都提供一定的经费给予资助。该组织已发起3年，其目的就是以诗歌促进人类的和谐与进步，搭建人类诗意的精神家园。目前，世界诗歌运动已吸纳了全球200多个诗歌组织，共有90多个诗歌项目，来自132个国家的1000多位诗人成员汇聚于此，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诗人联盟。

　　2013年11月，我带领诗人团去参加麦德林诗歌节，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活动期间，世界诗歌运动的总统筹、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负责人费尔南多·兰登邀请我作为世界诗歌运动组织的协调员，参与未来该组织诗歌活动的核心工作。我们一共13个协调员，每个月都在网上共同商讨未来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大的平台把中国诗歌的声音传递给世界。我可以把国内所办的一些诗歌节、诗歌活动纳入到这个大的框架之中，使之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目前正在延庆县办一个国际诗人雕塑园。我想挑选古今中外100位诗人，每个国家一位，邀请诗人所在国的雕塑家为他(她)雕像，然后写上诗人介绍，配上该诗人的经典诗句。这将会起到普及诗歌教育的作用。我正愁这100个诗人怎么挑选，现在依托于世界诗歌运动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通过投票来确定诗人人选。另外，我们将来会举办越来越多的诗歌交流活动，让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诗人进行互访，达到互相了解、信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