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

　　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阅读各领域可谓是景况热烈。李东华在《2013年儿童文学主题与亮点》(《文艺报》2013年12月27日)一文中，全面盘点了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重要事，由此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正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准和高度，并在“走出去”的步伐中逐渐确立自信。

　　在这一年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呈现出和创作、出版、阅读现场直接呼应的热闹景象，显得有些平淡无奇。面对这一状况，我们一方面可以将它理解为理论滞后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该相信它所反映的是学术研究所需的沉潜姿态。其目的是在与现象保持距离的警醒和反思中，等待时间拨开理论的迷雾，从一片片森林中发现研究的矿藏，进而延展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理论研究的多重视角和成果

　　201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主要有《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刘绪源)、《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陈恩黎)、《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李利芳)、《爱与美的馈赠：幼儿文学与文学启蒙》(金波)、《童书识小录》(眉睫)、《鲁迅论儿童文学》(徐妍编辑)等，它们反映了本年度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另外还有孙建江的三本学术专著《童话艺术空间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和《飞翔的灵魂——解读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再版。在今天这个理论式微的时代，由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共同呈现的这些学术著作，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其中，《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和《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两部专著尤其值得一提。虽然两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之前已在报刊发表，但当作者的观点和文字以更加完整、细致的学理脉络呈现时，它们为我们带来了更富冲击力的阅读启示。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以犀利文风见长的刘绪源凭借他对历史的熟稔把握和对儿童文学的独特见解，向我们揭示了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作者以其擅长的书话体，依照“纯文学”的标准阐释自身的文学史观并完成对具体文本的重新评价，由此构建了一部个性化的儿童文学史。正如徐妍所说：“《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用意所在并不是为了开创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范式，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当代重写，进而确立叙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审美本质论。”(《投放自身，叙写审美本质论——读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文艺报》2013年8月21日)

　　身处这个新媒介时代，对儿童文学的观察和思考，不仅需要审美本质论的立场，还需要文化研究的视角，如此才能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做出应有的学术诊断。正因为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化内在的文化逻辑，陈恩黎所以选择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儿童文学。《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是陈恩黎历时5年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成果，作者试图通过刊物、作家、文本、事件等典型个案所构成的横截面，从多角度梳理出中国儿童文学大众化实践的脉络和进程，并对中国儿童文学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所表现出的种种症候做出文化阐释，由此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找寻新的学术增长点。

　　现今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和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和践行是分不开的。方卫平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他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所创建的儿童文化研究学科队伍已日臻完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开拓了学术领地。同时，在个人学术研究领域，方卫平自觉地将文化研究作为考察和分析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视角。2013年，方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一文，同样反映了他的文化批评立场。作者肯定了现代商业文化滋养下当代童年形象演变所反映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但他同时发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商业文化的精神既促成了儿童文学艺术探求的美学丰富，但它自身的资本逻辑也可能会阻碍这一探求的深入。”作者因此而担忧，如果仅以市场为标准，那么中国儿童文学从商业文化中汲取的艺术革新的能量，最终将转变为商业时代对于儿童文学整个文类的艺术束缚。如此客观清醒的把脉和诊断，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2013年，在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及述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群体研究及个体评价、对“黑暗童话”现象的回应等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表现出了应有的参与意识和理论关怀。不过从整体上看，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给出及时和有效的学术判断，缺少学理性的深度探究和分析。例如，面对儿童文学畅销书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化、娱乐化、类型化的写作模式，除了“纯文学”立场的批判之外，还应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的剖析，从而准确把握商业化进程中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总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可以在更为开放的观念和更为积极的学术姿态中，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进一步探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

　　在2013年发表的儿童文学论文中，比较多地涉及“儿童观”这一话题。无论是历史材料的梳理还是理论问题的阐释，包括创作现象的考察，研究者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向对“儿童观”的重新探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陈晖的《中国当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语境中“儿童观”及其“儿童文学观”发展变化的系统考察。作者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当前确实有深刻思考和全面检视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的紧迫的必要”，因为“我们一直遵循着的——在‘儿童读者特殊性’的名义下——儿童文学的思想、艺术、美学标准，儿童文学的内容、题材、表现方法、审美趣味，包括儿童阅读与接受方面的看法和体认，很可能是经验主义、泛化和固化的，并不直接、准确、深刻地针对和联系着各个儿童年龄阶段，由此生成的儿童文学基本法则也难免失之于宽泛和笼统”。在她看来：“无论是整体来看还是就具体篇目而言，儿童文学都是既给儿童也给成人包括成人作家自己的。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力求以特定内容和艺术表现独立区别于成人文学，现在已逐渐融入成人文学成为整个人类文学的组成部分。”

　　儿童文学既属于儿童同时也属于成人，这一观点虽然已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形成共识，但是研究者们对于“儿童本位论”的理解却存在理论分歧。以朱自强为代表的研究者坚持“儿童本位论”，他们在五四时期创建的“儿童本位论”基础上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2013年，朱自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就是对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论”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在文中，朱自强提出，“儿童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共同构成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其动力主要源自对“男子中心思想”的批判以及为妇女和儿童争取“人”的权利的愿望。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儿童本位论”增添了新的理论注脚。

　　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他们认为，儿童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他者”塑造的结果。在《昆明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发表的论文《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中，吴其南通过儿童文学“双隐含读者”的理论探讨，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儿童文学是社会、成人和少年儿童的文学对话”，既要适应儿童的兴趣、能力和成长需求，又要表现成人的理想、愿望。其实，不论是本质论者还是建构论者，作为成年人，以护卫者的姿态面对童年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讨论“儿童观”的价值所在。相信童年自身的力量，或许是弥合这两种理论分歧的一个共同基础。

　　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如此执著于儿童文学本质以及读者对象的界定和讨论不同，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观念显然要解放得多。他们不会刻意在儿童文学与成人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是更多地关注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重视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将人的主体性建构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显示出开放、多元的学术面貌。不过，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来，受到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开始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为当下的儿童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理论话语。

　　《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登载的《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构建》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谈凤霞以4部美国获奖小说为例，考察了美国当代校园小说对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中的少年主体性建构的叙述策略。文章虽没有直接论及“儿童观”的问题，但作者对4部具有历史性和当下性的作品的选择，实际上就已经表达了她对少年文学及其包含的童年观的认识。这些获奖校园小说都以激进的态度和多向度的复杂的话语形式，对迎合读者的儿童化写作构成了极大反拨。当代美国作家在少年小说上的艺术实验，确实值得中国少年小说创作者借鉴。

　　关于儿童文学出版和翻译的考察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盛况，受到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普遍关注。有关儿童文学出版、传播的话题，自然也成为本年度的一个热点。围绕童书出版现状、儿童文学怎么走出去等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思考。

　　杨小彤的《文化战略趋势下童书出版大时代到来：2012中国童书出版观察》(《出版广角2013年第2期》既是对2012年中国童书出版的总结和观察，也是对当下少儿出版总体状况的梳理和分析。作者在文中提出的国内少儿出版市场的过剩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持续发展及成因探析》(《中国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作者孙建江用一系列的数据和图表向我们表明，在整个中国少儿出版的版图中，儿童文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孙建江对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总体持乐观态度，但在文章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出版速度和印量而忽略图书质量，而严重的盲从和跟风又导致出版的单一化。在童书出版繁荣发展的大时代中，保持这种审慎的姿态和批评立场，对于出版者而言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童书出版的品质及其长足发展。

　　透过出版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解析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状貌，还可以借此重新发现和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胡丽娜在《儿童文学的返观与重构——基于当下民国童书开发的思考》(《中国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就从出版视角提出了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必要性。作者在肯定民国童书开发之于重构儿童文学的意义的同时，指出大陆儿童文学研究缺少从出版视角书写儿童文学史的事实。她认为：“在大陆现有的儿童文学史和儿童文学研究视域中，作家作品维度关注和研究仍是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与之对应的是，长期以来与儿童文学发展紧密相连的更为多元和丰富的诸如编辑、出版机构、市场、图书馆等因素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尚未给其以儿童文学史上应有的定位。”由此，我们看到了重构儿童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如今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已经向世界儿童文学发展主流汇合，开始呈现出国际视野。国外儿童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许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姜洪伟的《美国绘本题材对我国绘本生产的启发及思考》(《中国出版》2013年第15期)和韩丽萍的《日本经典儿童绘本国内畅销的启示》(《编辑之友》2013年第6期)两篇文章，都把目光对准当下十分热门的图画书这一品种，分别对照美国和日本图画书生产的经验，试图通过观念、题材、主题、技术等多个层面的解析，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理论支撑和启示。而在提高本土创作、出版水准的基础上，中国儿童文学的确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走出去的关键环节是翻译。要解决儿童文学翻译的困境，除了要挖掘和培养优秀的翻译者之外，还应该重视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传播的进程。

　　从2013年度呈现的学术成果来看，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仍亟待跟进。滕梅、许宏《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和秦弓的《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两篇论文，分别对林纾和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历程及其贡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江曙的《小说观念和读者定位：影响晚晴小说翻译的两个因素——以〈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翻译为例》(《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通过考察《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翻译版本，分析小说观念和读者定位如何对晚清小说的翻译策略和风格产生影响。杨帆则在《从叙事角度和视域融合看儿童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翻译》(《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只有从叙事视角出发并与儿童视域相融合，才能实现儿童文学的有效翻译。这些观点，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中文翻译实践而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问题是，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翻译研究上，我们似乎还没有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