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象的凝聚与升腾——2013《民族文学》扫描

　　2013年度，《民族文学》所刊作品在保持民族多样性的同时，在作家队伍、作品内容、创作手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这种新气象体现在实力作家对生活的新发现新体悟，体现在一批创作渐趋成熟的“新”作家的发现和推介，以及青年作家队伍发展的蓬勃态势上。徜徉于2013年度少数民族作家构筑的文学世界，有对生存困境和无常命运的冷静逼视，有对卑微人物欲望天地的生动展示，有对正面人物的典型塑造，有对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伤感和对所谓现代文明的深度叩问，还有发自土地深处的那一声沉重叹息，也有青年一代在现实生活中的迷失与寻找……不论从题材上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尝试与探索，让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充满惊喜与期待。

　　本文将从现实题材的多层开掘、历史的追溯与梦想的展望、民间资源的巧妙借用、青年作家队伍的稳定与突破、翻译作品的特色与局限等方面，试谈2013年度《民族文学》新气象。

　　一 现实题材的多层开掘

　　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沃土。本年度表现最突出的仍是作品对现实题材的多层开掘，且更侧重百变世态下对人心、人性、人情的烛照与探询，对向真向善向美“正能量”的深情呼唤，以及对社会怪状之深刻反思，投射出作家们对待大地苍生的大爱与悲悯之心。

　　作家们一如既往地关注底层生活和小人物。朝鲜族金仁顺的小说《喷泉》是篇非常精致的小说，人物关系的复杂微妙，以及各自压抑情感的集中爆发，使作品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老安和张龙是在同一家矿上挖煤的好兄弟，当老安的女人背着他和张龙偷情后，表面融洽的生活暗流涌动，从容忍、压抑到爆发，三个人似乎都经历了情感的“喷泉”状态。小人物之间的情感看似畸形，却有着符合各自人生经历的情感主张，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痛和欲望在现实的夹缝中冲撞，每个人都值得深深的同情。作者对人物性格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把握非常准确，这种混沌得难分是非的生活底色，更能呈现不同的人生况味，使人久久品咂回味。瑶族光盘的小说《渐行渐远的阳光》，讲述了疾病在农民工吕得林家引起的“地震”。虽然有热心人士的关怀和爱心人士的捐助，让人感受到一丝温暖与抚慰，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活下来，吕得林被迫让自己的妻子嫁给别人，并随前妻寄人篱下。人的尊严在贫困与疾病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种无奈的妥协，无疑是对现实最深刻的批判。回族马金莲的作品向来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小说《长河》是她对自己创作的又一次超越。作品以懵懂孩童的视角，用近乎纪实的手法集中书写了死亡，呈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展现了这些生命在消失瞬间闪现出的光泽，以及人们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的强大意志。也许正是少数民族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观，使我们在读到这些苦难时，虽忧伤却被其内在的从容所撼动。作者从个体经验出发的散文化叙述方式，也给小说叙事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与之相对照的是，回族阿慧在散文《月光淋湿回家的路》中对少年心理的细腻描写、对颇具戏剧性往事的回忆，以及对过往人物对话的直接引用，使散文散发出浓郁的小说味道。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深刻、复杂，而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壮族陶丽群的小说《风的方向》，选取了移民用地的敏感题材。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作者将移民们看到肥沃土地的欣喜、不能收获的惶急、难建祖坟的愤怒，刻画得细腻真实，读罢，内心会随着这样一场疲累的抗争久久沉浸在一种既压抑又苦涩的复杂心境之中。陶丽群写农村，淡化了城市化进程在农村衍生出的种种异象，而是尽可能地呈现农村的本真生活，她笔下的农民也因此具有了中国农民身上最为典型的坚忍、善良、顽强、知足的特点。作者近几年在《民族文学》所刊发作品中，通常都有非常沉重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到最后，都能以她和解的态度，用人性中的善，来融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一切矛盾，让人于苦难中感受到一抹亮色和希望。土地之于农民、草原之于牧民、海洋之于渔民，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料，自然而然地成为多民族作家笔下热切关注的对象。满族许长文的小说《在水中央》是表现海洋生态的作品。主人公姚老八为了实现母亲临终前想要最后看一眼梭子蟹的愿望，在封海期毅然闯海。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密的渔网和越来越频繁的捕捞，使曾经物产富饶的西渤海变穷了，捕上几只梭子蟹都成了难事。当姚妈妈临终前让大家对梭子蟹“手下留情”时，我们不能不陷入沉痛的思考。蒙古族郭雪波的小说《包尔希勒草原的风》则采用两条线索并进叙述：一条是儿媳妇莎仁娜对婆婆不离不弃的照顾，一条是婆婆一生对包尔希勒草原的坚守。当那片紫褐色草冈在迎合经济发展的过速开发中变得千疮百孔，个人的努力固然显得渺小，但这对婆媳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对美好与高贵的坚守。

　　文化碰撞产生的误会与隔阂，社会转型中的困惑，是2013年度少数民族作家关注的又一重要题材。哈萨克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小说《昴宿星光》是极具象征意味且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色彩浓郁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个被认为具有超能力的小男孩，超能力的“灵”与“失灵”，来写现代文明挤压下人对自然逐渐失联、失语的尴尬状态。藏族尹向东的小说《给幺指打个结》讲述了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和隔阂，对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寄予了美好的愿望。仡佬族肖勤的小说《在重庆》生动描摹出当下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际遇。以主人公打雷的命运遭际为线索，揭开了他们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怪诞陆离，在利益与良心的对峙中，这一代农民工应该如何选择和面对，也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回族李进祥的小说《金木水火土》以河湾村里的惶人与惶事，展现了河湾村人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所做的不计代价的尝试与努力，当连最后一方净土都难以找到时，农村转型过程中的尴尬一览无余。土家族凌春杰的小说《跳舞的时装》借一柜子漂亮衣服，联通城市金领朱雅和保姆小菊两个人在不同生活条件下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中，被改变的绝不是单方面的。

　　诗歌在不同文明的碰撞方面也有出色表现，如满族徐国志的《带不走》，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火样的情感，但在城市中生活的妻子和闺女却不能理解他，并且无法融入乡村。然而京族何思源在她的散文《越南糕、三文鱼及咖啡》中，由三种代表不同文化的食物进行串联，讲述了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展现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

　　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不能承受之重，引起少数民族作家的严重关切。壮族黄佩华的小说《五月》讲述了一个女大学生的自杀。几乎为零的抗压能力，使覃梦琴在经历一些挫折后，胸中逐渐积下了对家庭的怨恨、对同学的猜忌、对学校的排斥，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正如一颗星辰的陨落，覃梦琴用生命宣告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胜利”，读来让人心疼，也对青年一代的心理健康表示担忧。土家族少一的小说《家贼·假币》直接展示了机关小公务员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面貌，以及体制和等级压迫下人格的卑微与病态。作者能于麻木的常态中洞悉病态之处，并将微妙的心理动机描绘得入木三分，实则可贵。鄂温克族德纯燕的小说《相见欢》写的是两位孤寂的老年人在医院里结下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是对彼此处境的惺惺相惜，虽然温暖，读了却让人心酸。“空巢”现象是当下社会老龄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孩子们天真地以为老父老母很坚强的时候，谁来体恤他们内心的脆弱呢？

　　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彰显作家在商品经济时代对理想主义的坚持。苗族向本贵的小说《济水长流》从正面塑造了一个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在他另一篇农村题材小说《承诺》中，也是从正面成功塑造了一个虽然平凡、贫困，但能够以国家大义为先的老人形象。畲族山哈的小说《追捕》以犯人越狱开篇，进入紧张的追逃氛围，接下来却一反侦破小说的路数，狱警在蹲守过程中照顾逃犯病中的母亲，使逃犯受感化自动归捕，一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

　　二 历史的追溯与梦想的展望

　　历史、当下、未来，这三者构成了不停转动的时间之轮。对历史的打捞与对未来图景的勾画，向来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壮族蒙飞的小说《卢长火传》以卢长火的个人经历还原“文革”历史现场，表现了时代对小人物命运的愚弄，同时也表现出历史缝隙中潜藏的人性善恶。在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采撷与表现方面，散文文体具有天然优势。藏族丹增的散文《第二佛陀》，以不疾不徐又颇具传奇色彩的讲述，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宗喀巴为恢复佛教的纯洁所倾注的毕生心血，理解他被尊为第二佛陀、受万人敬仰的原因，为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沟通、理解、尊重打开了一条心灵通道。满族赵玫的散文《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讲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李庄的那段艰难时光，从而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忍、优雅与浪漫。纳西族白庚胜的散文《东京塔遐想》，通过参观东京塔来回顾日本二战后的发展历程，本着中日友好的情感娓娓道来，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忧心。满族巴音博罗在散文《绥中，我的长城之旅》中借由一段古长城抒发对历史的感慨，为读者打开了一条独特且富有情趣、感知历史的通道，也为自己寻找到一个与心灵对话的机会。白族那家伦的散文《伟大的证明——中国粮票发行六十周年祭》，以纪实手法讲述与粮食相关的国家大计，厚重且极具史料价值。散文中还有很多作品是对过往时光的流连与感叹。比如蒙古族鲍尔吉·原野的《童年的梯子通向天堂》，描绘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少年心中投下的影子，于风趣、温暖的叙述中，让人备感辛酸。又如土家族陈丹玲的《记忆里鲜活的铁锈味》是对过去斑驳时光中那些老物件的凝视与回望。

　　在生命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上，正因有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有对美好梦想的深情凝望，这条河流才越发显得光彩闪耀。在2013年度《民族文学》刊发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二周年特辑”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专辑”中，透过那些斑斓而真诚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个体和家庭生活正在发生着悄然转变，看到了民族的腾飞与发展，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盛。专辑作品以朴素真实的感情传递着理想与信仰的力量。羌族谷运龙的小说《迁徙》讲述了汶川灾后重建的故事，再现了人们对灾后的家园重建、新生活的开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普米族鲁若迪基的散文《歌乐山风雨》通过对渣滓洞历史的回顾，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白族陈永柱的散文《遥远的景颇山》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团结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剿匪抗敌的历史。彝族赵振王的《沿着天梯，奔月而去》，以诗歌的形式，洋溢着“把世纪的仰望，变作触摸”这种国富民强下个体的幸福感，以及见证民族发展的爱国情怀。蒙古族乌雅泰的散文《故乡小桥上的梦》，结合自己的经历，寄托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美好情感。蒙古族张秀超的散文《拜生图》，由托果大妈生活发生的变化，传递了只要心怀梦想便可超越苦难、生生不息、创造奇迹的美好信念。哈尼族艾吉的散文《祝福，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展示了哈尼梯田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的时代变迁。朝鲜族南永前的诗歌《希望和梦想》表达了祈望人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望。苗族廖淮光的诗歌《太白村的春天里》，展现了一个颇具生气的现代村庄。白族何永飞的诗歌《四代人的梦》，讲述了四代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境遇，但希望祖国强盛、生活幸福的梦想却是相同的。这些属于平凡人的梦想，必将汇流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交融激荡于各族人民心间，成为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也必将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书写源泉。

　　三 民间资源的巧妙借用

　　民间资源是一座富矿。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以及民风民俗等民间资源之间始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民间资源的巧妙借用，往往使作品生色添香。《细雨唤醒狮子》、《桃树上的猴儿》、《那些月光的碎屑》、《艾多斯 舒立凡》等作品与民间文学、民间传统的巧妙结合，成为2013年度《民族文学》作品的一大亮色。

　　满族刘荣书的小说《细雨唤醒狮子》避开了对当下生活的直接书写，从民间故事里汲取养分，或者说从石狮子的民间故事结构中腾跃而出，展开了对生存困境及无常命运的书写。这个民间故事的原型是：桥头的石狮子被染红眼睛后，会下七天七夜的大雨，直到有人死去，魔咒才能解开。在《细雨唤醒狮子》中，这个民间故事分别借由货郎和母亲之口进行讲述又互为补充。这是个注定要有人死亡的悲剧，石狮子是一个神奇的主宰。作者在这个故事原型之外，还加入了非常丰富的现实故事：家境的困难、姐姐的相亲、货郎的出现、男孩等待收养、姑夫的死亡等等，作者极尽气氛渲染之能事，使作品通篇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愁绪，让人感慨命运的神秘莫测。

　　壮族黄爽的小说《桃树上的猴儿》也是由民间传说中的转世之说起兴。主人公秋生不到三岁时冒出的一句惊人之语，让人判定他有前世，而且按照他所说的，秋生前世的家庭一定在门口有棵桃树，桃树上还有一只猴子跳来跳去。在很多村屯，夭折幼童投胎转世的说法并没什么稀奇。故事的转折在于，主人公秋生真的去验证儿时如同梦呓般的一句话，并且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他“前世”所在的家庭。于是，一次贸然造访，写出了孩子早夭对这位老妇人近乎毁灭般的长达近三十年的精神打击。当秋生回到所谓的“前世”的家庭，所见所闻让人痛心不已，那种隔世母子的情感，表现得既节制又有张力，传达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对于苗族第代着冬的小说《那些月光的碎屑》来说，控制作品基调的是一条关于民间手艺人的禁忌：“无论多富有的银匠，都不能拥有自己的银子”。然而银匠碰上了让自己心动的女子，这个女子想要七个银座佛。于是心中扑打不灭的欲望，让银匠坏了行规，也毁了自己的名声，引来了众怒。可是被欲望和贪念所毁的，又何止是银匠？悲凉与渴望，得到与失去，这样的困惑和选择煎熬着世人的心，作品于不动声色中剖析了欲望煎熬下挣扎的人性。

　　哈萨克族80后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的小说《艾多斯 舒立凡》也是一篇巧妙运用民族民间资源的成功范例，是作者对本民族宝贵传统文化进行寻根的一次精神之旅。作者将全书所有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都设置为艾多斯与舒立凡，放大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共性，展现了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

　　在对民间资源的借用上，诗歌有着天然的优势。对诗人来说，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是浇灌在诗人血液之中的，不管写什么，都会流淌出与他者不同的味道。如蒙古族诗人舒洁在《雅歌》中所写的草原；藏族诗人曹有云《献诗》中的胡杨；苗族诗人末未《九九梵净山，或白云居》中的梵净山；彝族诗人吉狄兆林的《诺苏》；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的《怒江》等等。在一些诗人的诗歌中，这些民间资源还会更为直接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在德昂族艾傈木诺的诗歌中多能体会到民歌对她的影响，一些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言表而意深。诗歌中也常见借民族风俗来表现主题的，如佤族伊蒙红木的《写给舅舅的诗》等。

　　四 青年作家队伍的稳定与突破

　　《民族文学》一直密切关注着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动态，并于近几年刊发了数个有针对性的青年作家作品专辑。2013年度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队伍的稳定与突破，除了之前提到的回族马金莲的《长河》，哈萨克族艾多斯·阿曼泰的《艾多斯 舒立凡》等作品，更体现在第5期的“80后90后作家专号”上。专号以新鲜面孔为主，如土家族的朱雀，苗族的杨树直、句芒云路，满族的煳雨、杨蓥莹，彝族的李世武、顾潇，回族的刘阳鹤、黑夜，侗族的杨春茂、陈学林，哈萨克族的田榕，维吾尔族的麦迪娜·色依提等等，很多作者都是首次在《民族文学》刊发作品，这样的新人阵容让人振奋。特别是90后的朱雀，更是以其作品的诡谲以及对生命和存在的多维度叩问，被当期“特别推荐”栏目隆重推出。

　　青年作家对艺术手法的大胆探索，在2013年度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上文提到的土家族朱雀的小说《暗红的酒馆》以似梦非梦的幻境开始，带领读者进入酒馆(迷宫)这样一种空间无限叠加的怪诞场景，呈现了一种让人惶恐的迷失状态。作品充满丰富的想象力，用酒馆中各种怪诞的顾客以及老板的形象，投射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意识的无奈与无力，是少年困惑中关乎心灵的言说。布依族梦亦非的小说《环型废墟》通过一个怪诞的网络通关游戏的形式来写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满族张牧笛的小说《莱特先生》，内核是传统的对人的理想信念的关注，但作品将人物与生活场景完全设置在了国外，而且异国文化的味道十分浓重。这种表现形式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在选用题材方面，青年作家们或许是受到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或许是为了更快地获得认同、融入到相对“主流”的话语氛围，似乎更热衷于自身经验之外的表达。苗族杨树直在小说《遇上白蛇不要逃走》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曾涉毒品生意的大学生在逃亡路上的惶恐、畏惧与痛苦。“白蛇出现的地方能挖出金子”，“白蛇”成为欲望与贪念的象征，那么遇上白蛇到底要不要逃走，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对于1989年出生的杨树直来说，对这一题材的开掘非常可贵，但小说因生活基础的缺失还存在一些缺憾，比如主人公在身份已经被粉砂厂老板康健等人识破的基础上，仍能够无一例外地获得周围人的好感与支持，有失生活逻辑，也有失道德逻辑。苗族句芒云路的小说《归去来袭》在题材选用上则体现了对本民族民间文化的吸纳。阿妈为了见到死去的阿爸，受到苗寨仙娘的蛊惑，借空棺以阴阳相会，花光了阿爸用生命换来的赔偿款，待到清醒，为时已晚。作品以苗族巫辞作为题记，巴狄熊、仙娘的出现，以及对枫树的崇敬等等，都使作品打上鲜明的苗族巫文化的烙印。彝族包倬的小说《纸命》以两个女人的命运遭际，来写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叙述中体现了作者不俗的语言表达能力，像“我触摸到了河水，感觉水也变成一只温柔的手”这样充满诗意的句子，使人物更加生动。不足的是，这篇作品将长篇的题材浓缩到中篇里，略显仓促。满族煳雨的小说《同事朋友》和毛南族梁露文的小说《白鸟臆想》从个体生活经验出发，稍有单薄之感。

　　在散文创作领域，青年作家以对日常生活的独特切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族青年作家用汉语写作，成为《民族文学》2013年度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哈萨克族的小七是从网络上“出道”的新锐青年作家，《我只是找我的羊》是她在《民族文学》的首发作品，这组散文以新疆阿勒泰地区风土人情为抒写对象，展现了哈萨克牧民最为朴实真切的情感和生活状态。作品从日常的，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和事入手，但却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生活本质的秘密。同为哈萨克族的田榕的散文《云儿从来不说话》，以爷爷家四面栅栏内外的生活作为一个截面，讲述了邻里间的生活，并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多民族在新疆和谐友好的生活氛围。艾多斯·阿曼泰则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流露出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哈萨克孩子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归属感。

　　散文贵在情真。让人动容的散文作品往往与作者独特的生活阅历紧密相关。回族敏洮舟的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写一个长途货运司机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在危难时刻得到一个藏族老阿妈救助的故事。而作者本人正是一位有着十年跑车经历的“车老板”。老阿妈的救助，让人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有所托靠，传递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大爱。羌族羌人六的散文《见一面，少一面》，表现出了一种经历过与亲人朋友生死相隔后的负重与苍凉之感。自然与乡土在青年作家的散文创作中仍占有一定比例。土家族向迅的散文《人间花事》充满想象，从路上偶遇的花、家里栽种的花，一直联想到鄂西山地这个大花园，气势较为开阔。白族李达伟的散文《潞江坝书》通过几个村寨以及在村寨中的生活，来写青春遭遇过的孤独与隐忍。壮族连亭的散文《下水街》是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语言优美，显露了一定才气。

　　少数民族诗歌有着悠久传统，受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以及边疆地域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诗歌总体上体现出意境开阔，意蕴丰富，民族特性鲜明的特点。在传承与接续方面，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基本继承了上述特点，能够以其青春性、民族性、寻根性、反思性汇入当下诗歌多声部合唱的整体性之中。以“80后90后作家专号”为例，有的以一己身心去感知、触摸、探询这个世界，比如土家族朱雀的《船驶向何方》。有的弥漫着关于青春的成长、思念和伤痛，如蒙古族苏笑嫣的《被记住 被忘记》。有对民族对故乡的寻根，如回族刘阳鹤的《时光的冷与暖》，又如达斡尔族晶达的《月亮姑娘》等等。80后90后的诗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不俗的表现，但在现代诗歌形式愈发多样的当下，对少数民族诗歌特性的保持、丰富和发展，还当进一步探索。

　　五 翻译作品的特点与局限

　　翻译作品是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的相继创办，逐渐凝聚了一大批兼具母语创作实力和翻译能力的多语种文学翻译家。2013年度还分别在呼和浩特、甘南、乌鲁木齐、阿勒泰、哈尔滨五地举办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五个民族作家翻译家座谈会，对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间的双向翻译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盛势之下，《民族文学》2013年度翻译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贴近生活，民族特点鲜明，艺术水准稳中有升，并有维吾尔族翻译小说《驼子艾孜木的鞋店》被选刊转载，印证了文学界对少数民族翻译作品关注度的增加。

　　《驼子艾孜木的鞋店》深得维吾尔族文艺作品幽默风趣的传统，且于幽默中见讽刺，于啼笑皆非中将辛辣的讽刺效果推向极致。不管是传统价值观念还是手艺人的职业道德，坚守与背离，时时在考验着每个人。驼子艾孜木最后的选择让人内心归于熨帖，可他和鞋店的命运依然是未知。蒙古族翻译小说《无头猫》则带有寓言劝诫性质，作品以黑猫丢了首级，来劝诫像色迪那样被贪念缠绕、丧失做人原则和基本底线的干部。朝鲜族翻译作品近几年的题材较多集中在表现朝鲜族女性劳务输出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上。朝鲜族翻译小说《链条是可以砍断的么》虽然也没有脱离劳务输出的大背景，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和突破。在写留守男人尴尬生活的同时，表达了男人在家庭中应该充当的重要角色和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对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来说，随着草原生态逐渐遭到破坏，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主题在作品中十分常见。哈萨克族翻译小说《灵羊》讲述的就是一个贪婪与惩罚的故事。这篇小说翻译的语言很优美，气氛晕染浓烈，弥漫万物有灵的宗教情怀，但因为缺少创新，未免落入同类题材俗套。

　　诗歌翻译在文学作品翻译中无疑是最具难度的。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甚至说过，诗是没有办法被翻译的。当我们无法读懂原作之时，诗歌思想内涵的体现、语言的张力、意境、氛围的渲染应该是衡量翻译诗歌的重要因素。照此标准，2013年度的翻译诗作中不乏佳作。朝鲜族翻译诗歌《老下去的一口井》，表达了诗人于暮年中的苍凉心境，正如《夕阳》中所吟唱的那样：“点燃最后的遗言/落山时无比眷恋……空手而来/空手而去的汉子/把所有悲凉的记忆点燃/默默地抹掉凄凉的脚印……”译者对作者暮年心境的揣摩，以及凄美意境的语言转换，都体现了不俗的翻译功力。维吾尔族翻译诗歌《我创造了忧伤》，在翻译中扫清了语言的磕绊，且将那种忧伤氛围肆意地宣泄出来：“我创造了一种忧伤/并给它挂上了我的泪珠/在我灵魂遥远的角落/我已变成了一条河流……我创作了一种忧伤/感到除它以外一无所获/每当黑暗将我吞没/我安心地回到它的怀抱//是啊，我把这些日子叫做忧伤”。哈萨克族翻译诗歌《寻》和《月光熄灭》，这两首诗的作者是位90后，译者能够越过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准确地捕捉并还原出青年人的情感，难能可贵。读“我说爱你思念你你不相信/我便像一个被推倒的奴隶”这样的句子，能够被作者对爱情的执着所深深感染。当然，还有一些诗歌，因为使用母语创作时在格式和韵律上有严格要求，翻译就更有难度，如哈萨克族翻译诗歌《三十岁门槛》即是如此。

　　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向来有深厚传统，以上提到的翻译诗歌仅仅是其中的浪花一朵，而汉文原创诗歌更是佳作迭出。比如朝鲜族南永前的《台湾诗人速写》、土家族冉冉的《寂静的马蹄》、满族娜夜的《寂静之光》、藏族王志国《朴素的光》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开评述了。

　　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生活本身的繁复、壮阔和多变，让人目不暇接。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轮又一轮的生活冲击波下，文学多处于被动的表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对2013年度《民族文学》所刊作品的梳理过程中，也会感受到急于表述多变生活的渴望，有些作品也依然存在视野局限、手法陈旧等突出问题。但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无论是实力作家还是青年新秀，大都在过去一年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对生活的关切之情，能够在变化中坚守，于低调朴实中见内蕴丰厚，给刊物带来一种传承中有变化见发展的新鲜气象，给人留下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