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文化 塑造国家形象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世界越来越了解中国。这既得益于中外文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作为“中国通”的各国汉学家 们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如何？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工作还面临哪些问题？汉学家们应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不少中国的作家、学者和外国的汉 学家有着自己的思考。

　　汉学家对传播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在中国学者张西平看来，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 学家占据着主导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他谈到，《论语》《孟子》《易经》等最早都是由传教士 和汉学家翻译到西方去的。学者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一书共收录译者1219名，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95.4%，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大 多数。因此，我们应该对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与工作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应该对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事业的西方汉学家表示敬意。

　　德国汉学家施寒微介绍说，19世纪末，当时德国的一些学术精英通过设立汉学的方式，使对中国的研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问。不少早期的德国 汉学家很依赖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成果，尤其是清代考证学，比如借助《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来自中国的古籍来研究中国。与此同时，这些汉学家收集的中国藏书大大 地增加了欧洲图书馆保存的中国藏书的数目。

　　美国学者陶幽庭最近出版了一部有关17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专著。她说，这本书挑战了一个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复制胜于创造的国家。 该书不仅有力证明了革新者与原创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缺席，还阐述了这种原创性被遮蔽的原因。“这项研究破除了既有成见，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一直是一 个拥有思想文化创新传统的大国。”

　　正如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所说，汉学家们为世界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空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汉学 家群体为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汉学研究和汉学家在帮助西方和世界认识、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一代代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纠正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许多误解。

　　文化的魅力使各国掀起“中国热”

　　日本汉学家菱沼彬晁说，许多日本观众被中国昆曲的魅力所吸引，并为之倾倒。昆曲旋律优雅的音乐、婉转的笛声、美妙的歌声，以及台词所具备的极高的文学性，让人们实际感受到为什么中国文人会喜欢昆曲。

　　土耳其汉学家吉莱谈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就成立了汉学系，但发展缓慢，满足不了时代需要。目前土耳其全国仅有3所大学开设汉学系与中 文系，孔子学院一共有3所。虽然土耳其现在的汉语教学情况比起过去改善了许多，但是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国家汉办的“新汉学计划”为培养新一代土耳其汉学 家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相信中国将来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会在教育、文化层面更深刻地影响世界。”

　　英国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多年来力求在伦敦展现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她介绍说，英国博物馆常常既举办古代的展览，同时也举办当 代的展览。这样有助于向观众展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俄罗斯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也感受到了俄罗斯的中国文化热。他表示，现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许 多学校都教中文，俄罗斯普通人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的许多朋友都请他为自己的儿女推荐教中文教得好的学校，以便更好地学习中文。

　　印度汉学家狄伯杰说，近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和汉语教学都非常盛行。2009年印度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在印度各邦建立一所中央大学，并在这 些大学建立汉语以及中国问题研究所。“我们希望从中国邀请更多老师协助指导汉语教学工作。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文图书及数据库不足，奖学金数量很 少。”

　　中国作品译介并非易事

　　塞尔维亚汉学家安娜·约万诺维奇透露，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塞尔维亚掀起了翻译、阅读莫言作品的热潮，也带动了该国读者对中国更 多通俗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当下生活方式的兴趣。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取得的进步，但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这项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日本汉学家饭塚容谈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日本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规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集或选集问世，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 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获得了大量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学的日本读者的欢迎。但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变得零散而带有偶然性，缺乏整体统 筹，现在普通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也远不如从前了。

　　荷兰汉学家苏菲说，近年来中国的出版商出版了不少荷兰的文学作品，但反过来中国文学作品在荷兰并不畅销。她认为，这既有读者认知和翻译的问题， 也有中国文学本身的问题。荷兰读者对中国仍不熟悉，中国文学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对他们过于陌生了。“连莫言的作品早期也是从美国的英译文再译成荷兰文的，直 到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他的作品《蛙》才有了直接从中文译成荷兰文的版本。”

　　美国汉学家白睿文谈到，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困难而孤独的工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译者一直在单独面对文本，就算是任务完成了、书出版了，译 者也很少像原作者那样收到读者的来信、鼓励和喝彩，翻译似乎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工作。译者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笑谈：“书的评价好都是作者的功劳，但一旦遇 到差评便都是译者惹的祸！”个中辛酸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遣唐使和鉴真东渡的历史故事令中国作家莫言颇有感触。他表示，汉学家无论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研究中国文化，除了要有非常深厚的汉语功底之 外，还应当深入到中国的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汉学家们的研究才能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和更加细节化的生动风貌。在莫言看来，要想翻译好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应当 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作家的心态，这样翻译的文字才能够生动传神。如果仅仅有很好的汉语水平，但对作家作品里描述的专业知识不了解的话，翻译的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比如，翻译贾平凹的作品就需要对中国陕西的风土人情、历史、书法、美术、文物考据等有所研究，翻译麦家的作品则必须对战争、密码学等有 所了解。中国学者季进也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海外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是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中西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决 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巨大的鸿沟。中国人看来十分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读者眼中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天书”。因此，真正有效地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使命。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介绍说，中国各有关机构正在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对话和交流，为此多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 包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书籍译成外文提供资助。其中，“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将支持以文学、影视为主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品在海外的出版 和推广，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将负责这项工程文学部分的组织和实施。这项工作需要作家、出版机构、经纪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的密切合作，还需 要翻译家、汉学家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