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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我不是书斋里的作家 我在历史深处寻现实解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06日10:14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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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张莹琦 摄影_严路

  时隔5年,阿来又出重拳。

  这一次和以前都不太一样:没有想象,不是小说,约26万字的长篇《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写的是一段非虚构历史,追述藏区的一个瞻对土司部落从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变迁,以历史的显微镜,照出少数民族不安定基因的来源。

  新书还没上架,2013年12月,阿来就已领来人民文学“非虚构奖”。授奖词这样写道:“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

  冬日午后,四川省作协的办公室里,阿来把脸埋在电脑屏幕背后,手边翻开着厚重的云南史料丛刊,6本垒叠起来差不多齐肩高。窗外的车流声嗞拉响,不时踅入宁静的室内,似在提醒外面是个现实的世界。

  阿来在书桌前坐定。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他,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说话粗犷有力,和他聊天没什么禁忌。“我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 家”,阿来觉得低产没什么,因为除了写作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这些年他做地震志愿者,举办公民教育讲座,还发动学者去藏区科学考察。

  领奖后,阿来曾表示,“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

  每天早上腾出固定的时间浏览各大新闻网站,阿来写历史、观照现实。他屡次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公民。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更是充满了各种反思与抨击,写作《瞻对》这本书,正是希望能向更多的中国人传达此种忧思。

  旧事里的新事

  瞻对是个什么地方?只有县级大小的土司部落,从雍正八年到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曾七次向它发兵都不得善终。“瞻对”在藏语里是“铁疙瘩”的意思,彰显着此地民族的桀骜不驯。这里的藏民既不同于西藏又与川西汉民迥异,居住于深山黑林,穿行在汉藏文化之间,走进权力和财富诱惑下光怪陆离的世界。

  对截取瞻对其中一段历史来书写的原因,阿来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

  其实刚开始,阿来只是想遵循之前的路子,再写一部长篇小说。5年多前,写上一部长篇《格萨尔王》的时候,他在川、青、藏三省边界藏区游历了20多个 县,每到一处,就找当地喜欢文化的朋友一起走走看看,听到不少有趣故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瞻对豪酋贡布郎加,据传一出生就被高僧认为恶魔出世,既不认清 朝,也不认西藏,对宗教也不恭敬,抢其他土司财富和权力不说,连过路的清兵也要抢,引来八旗精兵镇压,掀起一时腥风血雨。传说顾盼生姿,阿来琢磨着,写完 《格萨尔王》,是不是可以写写这个人?

  前年,为系统地了解故事背景,阿来去瞻对的乡野实地走访,除了听故事,还看了不少详细的文字资料。当史料汇总之后,他发现,贡布郎加的故事,只是这 个地区清朝以来若干件很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其中的一次—土司纵容强盗抢驻藏官兵,大臣上报朝廷求“维稳”,皇帝说好,出兵吧;大臣大张旗鼓高兴地要银子要 米,然后隔了一年半载没进展,模糊上报:对方头领在寨子里被烧死了。实际上呢?毫发都没伤到一根,寨子也好好在那呢。

  每隔几十年,这样的事件就重复循环,连大臣上报的文书都如出一辙。土司豪酋也没想进步,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抢吧!阿来有点失望,历史为什么总在原地踏步呢?“嘉庆皇帝是清朝第三次向瞻对出兵,但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怎么那么傻,都不看看父亲的处理档案?”

  真 实的材料太过丰富,都用不着再虚构了。“写小说干什么?我每周还看《南方周末》,那些现实的荒诞,远远超过作家想象。不只是今天的现实,历史也是如此,情 节够曲折吧,够离奇吧,所以这里面还需要虚构什么呢?至于教训、意义,历史已经包含在里面,昭然若揭,用不着你还在那挖掘什么微言大义,直接呈现出来就是 了。”

  梳理完第一次瞻对之战,已是深夜3点,阿来睡不着,发了一条微博:“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 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骨子里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

  而旧事里的新事,正是他写作的现实考量,并希望得到施政者的关注—藏汉冲突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就不会是无解的。那么这是怎么来的,过去又是怎么对待的?“像得了癌症,医学上会分析,是不是有家族基因遗传。”

  从文学走入现实

  年过半百的阿来仍然精力充沛,像一个勘测员,目光锐利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言及社会积弊,敢怒敢言,不留情面。

  “地方官员好大喜功、腐败懈怠,看过去瞻对的历史,好多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今天的官场问题甚至比过去更严重,出了一点事赶紧瞒,有了一点小小成绩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成绩的时候就急于到处推广,还没吹嘘好,可能又出问题了。这跟过去一模一样。”

  阿来思索,透过《瞻对》来讨论这些还不够,他还想进入新的现实层面,“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人民文学奖领奖之后,阿来发表感言说,最初进入文学是想写小说,但文学却把他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谈起文学,这个言辞激烈的男人语气变得平和,深情款款,“真正的文学,一定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我努力地通过文学之路,把这个世界推开,到处走走看看。”

  就是因为这样,他写《尘埃落定》,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拧成一股绳,在藏区的时代更迭中剥皮抽筋,一以贯之的是直抵社会肌理的观察。如果说《尘埃落定》讲的是旧社会的崩塌;那么《空山》讲的就是新生如何艰难地到来,政府犯了错误,又由谁来买单;《格萨尔王》探寻藏文化的根源,书写民族形成之初的史诗,回过头来,又带出了《瞻对》。

  “政府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曾经迷信经济的威力,过去经常说一句话,‘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是不是新时代一来,社会主义咒语一念,人民就幸福了呢?”传奇故事的外壳怎么样并不重要,回答这些疑问,才是阿来的兴趣所在,“这不是说抄一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心里就亮堂了,文学有自己的途径来认识世界。”

  从文学走入现实,阿来已经不是书斋里的作家,每天宅家里,规定写多少字。他直面现实,也很入世,组织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举办公民教育讲座,和青藏高原百姓募集资金保护珍惜动物,还发动学者科考,研究诸如怎么保护三江源的环保命题。

  即便在写作时,也一定要在大自然中行走,和民间文化接上头。藏区讲故事的人那么多,有一字不识的老农民,有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有国家干部,还有家庭妇女,每听一个故事,就像看了一部现代小说。这当中可能还会发生点可爱的意外—譬如,写《瞻对》的时候,曾经从僧人手里拿到一些史料,掏钱请人翻译好后,发现一份材料没有开头,忙问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这些书经常拿出来晒,前面的被羊吃了!

  放空是为更好地进入

  为写《瞻对》,阿来时不时就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现在藏区找个住宿很容易,但很多时候他想过过瘾:那么好的草地,那么漂亮的星空,不露宿一下有点儿说不过去。

  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只拍植物,不拍人,“因为觉得有点冒犯”。

  更浪漫的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城镇到乡野,汉语和藏语不断转换,有时候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穿越”了。

  但是一触到现实,阿来的神经又立刻绷紧,回到对峙的状态。

  从前,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会在腰带上斜插一把长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宽约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方言称之为“夹坝”,而后演化成“强盗”的意思。清政府对瞻对出兵就始于夹坝横行。如今,这种刀在生活中隐退,他感到些许遗憾,“我反对暴力、夺人钱财,但敢做敢为的英雄气概,血性、担当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

  《瞻对》里有对当地藏民不思进取的批判,对自己的家乡嘉绒藏区,阿来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民风淳朴往往意味着保守和封闭。况且,这种淳朴的民风也在受到外来社会的夹击。今年在去云南香格里拉的路上,一个青年旅舍的老板和他说了这样一件小事:年轻人赶时髦穷游滇藏,在他那儿吃饭没给钱就溜了,转瞬发微博嘲笑道,又遇到一个傻瓜!阿来有点生气:“我们成了现代化武装起来的野蛮人。”

  “政府在藏区搞城镇化、新农村,把房子建在一起,远看漂亮,进去空荡荡的。过去藏区住户分散,大多是游牧民族,现在这样符不符合他们的习惯?催得农民太着急了。”

  阿来总是在批判,在担忧。他希望《瞻对》这本书能被更多中国人知道。“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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