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深军以多样化展现大时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许多怀揣梦想的人涌入深圳，他们带来了崛起热土的力量，也繁荣了这里的文学，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在青年作家中体现尤为鲜明。

　　为了展现深圳文学创作的多元态势和蓬勃生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与深圳市文联12月11日在京联合举办了“文学深军新势力——深圳青年实力作家 研讨会”。 会议以盛可以、吴君、梅毅、谢湘南、涂俏、谢宏、陈诗哥、蔡东、毕亮、厚圃、陈再见、秦锦屏等深圳青年作家为研讨对象。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李敬泽、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梁宇，以及来自京深两地的2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主持。

　　他们不相像、有差异

　　深圳青年作家的创作在题材和美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李敬泽谈到，深圳这批作家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来的，深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解脱”。在这里， 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将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也参与创造历史。这个城市接纳了各种各样的人、各个地方的人，容纳了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大胆想象，它 向着繁多的可能性敞开。这是深圳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一定会结出繁盛的文化果实。于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现。他们不相像、有差异，这正 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点。我们应该珍视这种差异性，不要强求一个概括、一种界定，或者一个什么旗号。

　　与会专家对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细解读和个案研究，对他们的个性特点、写作风格以及存在的问题予以中肯而深入的分析。高洪波认为，陈诗哥 能写好童话，首先得益于他是一个诗人。诗和童话有某些相通的东西，所以他写的是纯粹的童话，但内核却是“纯粹的诗歌”。支撑陈诗哥创作的，正是“用诗心来 写童话”。陈晓明谈到，盛可以的小说用一种火辣辣的语言准确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有时候三言两语就把人物的神态勾勒出来了，这是一种才华。李朝全说，涂俏以 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写出了多部富有张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她为了搜集素材，经历诸多的困难和挫折，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担当精神。

　　白烨认为，深圳作家代际衔接比较合理，创作的样式比较丰富，而且文学追求也比较纯正。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是非 常可观的。对于这些作家的创作，施战军谈到，青年作家擅长的一般是成长和婚恋题材，深圳作家却有些“不一般”。深圳这座年轻都市所承载的文学，有着独有的 干脆清冽甚至冷硬的叙事气质。他们的作品几乎与“致青春”模式无关。

　　“打工文学”欲寻新突破

　　“打工文学”曾经盛极一时，但现在这个概念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命名上来说，深圳现在开始出现“后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等提法，“打工文学”的称谓有在不自觉中被舍弃的危险。深圳的一些作家也开始对这个概念进行反思。

　　在研讨会上，吴义勤谈到，深圳文学前几年其实是被“打工文学”绑架了。用这样一个标签来概括深圳的文学，并把它当做一个亮点来推出，其实并没有 取得太好的效果。因为“打工文学”也是文学的一种，你从题材的角度去肯定它，反而是对它的一种“鞭策”。一些与会者还谈到，这个标签本身值得质疑，但不应 对这类题材的写作进行否定。在深圳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中，有很多人因为打工的苦涩经历而写出了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并得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陈再见就是这群打工者中的一员。他说，涉及“打工”，被媒体和作家们渲染得过分悲惨而悲壮，这是挺平常的一件事。“我写‘打工文学’，事实上也 不是有意而为之，那是因为我至今只能写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日复一日在工厂生活，恰好又爱上了写作。只有写熟知的生活，我才明白其中的折磨、挣扎和许多秘 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小说应该表现的。”

　　谈到打工题材写作的发展，雷达认为，“打工作家”早期的作品一般写得较好，但是随着身份的改变，他们告别了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写作的动力和后 劲就不大够了。这样，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作家们如何打开新的书写空间？这就要求作家对城市化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城市经验有更细微的把握。

　　更好地表达城市经验

　　置身于深圳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许多写作者都将用笔书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表现出深圳变化发展的多个侧面。吴君说，30多年的发展，让深圳修起 了康庄大道，也改变了世道人心。深圳不仅仅获得了耀眼的勋章，也留下了内心的伤口和疤痕。作家面对的便是这些人心和后遗症。在喧嚣、走马灯一样的深圳，写 作者需要更用功、更坚强、更淡定。她希望自己能够以真诚之心、独立之笔写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内心风暴。毕亮谈到，他想做一名“在场”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 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他们的希望与绝望。

　　与会的专家学者也对青年作家们的城市书写提出了一些期待。崔道怡说，毕亮的小说关注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他试图在暗沉的底色中寻找一些温暖之 光。今后毕亮应该继续探索，使得小说的思路和手法更加多样。孟繁华谈到，吴君的小说对女性的心思琢磨得很透，但还没有写出这个时代最疼痛、最抓人的东西。 贺绍俊表示，秦锦屏从八百里秦川来到深圳，携带着两地不同的文化印记，她应该将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进行书写。即使是单写故乡，也不能单纯从审美的维度 去写记忆中的故事，而必须以现代的、依托于都市体验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记忆、审视过去的经验，并以此来反观身边的生活。彭学明认为，深圳青年作家的写作已 经从“个人式的呐喊”走出，更期待一种大格局、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