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兆宏:良知与信念

　　在当今中国，究竟应该当一个怎样的作家？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但作为一个有良知与信念的作家，就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玩味自我陶醉的“小我”。愚以为，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北方缺水的状况日趋严峻，已影响到数亿人的正常生产生活。严峻的现实，最终迫使国家痛下决心，实施南水北调这一浩瀚的工程。

　　写南水北调，可以写移民，写水利工程。这些有感人故事，有动人情节，也能打动人，有看点，是值得写的。然而，在当今中国，环境问题已关乎亿万人民的福祉和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已进入累积性环境健康事件频发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治理难题。我决定写南水北调工程上马以来的水环境治理，目的就是将南水北调沿线打造“清水走廊”的治污过程，真实地告知社会，警示世人，精心呵护生态环境。

　　采访南水北调治污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当事人、污染企业及相关地方政府，不但不愿向我提供过去水污染的事，而且不愿涉及具体的人与单位，即使给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事实，也不敢承认，更不愿提到对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从接待到访谈，总是躲躲闪闪。如在一个市采访，想了解一下当年百姓因环境污染上访的具体情况，但负责接待过我的人，要么说不记得了，要么说没有那回事，始终不愿多谈。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只能增加采访的人数，增加采访的次数，力求真实客观。

　　还有我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有些也是颇有感触的。一些黑心老板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疯狂排污；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竟然成了袒护排污企业的帮凶；一些环保执法部门与排污企业，狼狈为奸；普通百姓因环境污染致癌的不幸……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

　　当然我创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揭露更多的丑陋，而是要吸取曾经的水污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沉痛教训，是要借鉴南水北调治污获得的成功范例，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马克思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看来，要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是必然规律，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必由之路。为何如此？因为在环境经济学中，那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迷惑了许多人。按照这个理论，就是照搬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那一套，即一般在人均GDP达到8000至10000美元时，环境状况才会开始好转。正因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重经济轻环保的怪状，环境污染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南水北调开工之初，沿线治污曾经被许多专家认定为“天下第一难”。然而，在2003年，南水北调东线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时，就提前实现了这一拐点。可见，那种认为“先污染再治理”的观点当休矣！

　　在采访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时，他与我反复交流这样的感受，快速发展的中国，在不断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今后，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重蹈覆辙。南水北调治污不是约束发展，而是要堵住粗放发展的路。我在作品中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南水北调的治污实践证明，不能照搬“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环境治污必须走中国道路。

　　令人欣喜的是，无论是在南水北调的东线还是中线，对沿线水环境的治理成效是巨大的。即使像山东的聊城、菏泽，湖北的十堰，河南的南阳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也都走上环保循环经济之路，水环境保护已经深入人心。

　　这里要说的是，在山东菏泽我看到了这样一批化工污染企业，它们因从发达的苏南被迫转移到苏北，后来苏北强化污染治理后，它们又被迫从苏北转移到了菏泽等地。可是，如今的菏泽等地也不容污染企业存在了。于是，这批化工企业不得不进行环境治污的投入。还有像张波等这样的政府官员，像“淮河卫士”霍岱珊等这样的民间环保力量，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希望。

　　滥用“环境红利”，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环境污染得不到根治，那么面对这柄高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都无法置身“世外桃源”。

　　有人问我，为何用《美丽中国样本》这样的书名？是否太“政治”了？假如南水北调沿线以后再污染了怎么办？这样的诘问，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我以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这样的历史性跨越，来自于现实的严峻挑战，来自人民的强烈期盼。南水北调治污，实现了“一泓清水”送北方，“样本”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美丽中国”不只是我的个人信念，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