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会《决定》精神 畅谈文化前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社会公众发布后，引起广泛关注。《决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其中，关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论述，阐明了未来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关键领域和突破重点。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如何进一步破解文化产业的发展瓶颈，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成为文化建设领域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着眼点，也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根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表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无论怎么改革，文化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文化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所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利润占有很大比例，强调产出效益。而对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如何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才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将能推向市场、该推向市场的，交由市场来决定。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优化文化市场体系结构。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具体到文化建设领域，就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要理顺两个“体系”的关系，打破各行业之间的壁垒，通过公平竞争激发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学部长李怀亮谈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实际上是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延伸，目前的提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加突出文化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是为企业松绑，调动企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要完善配套政策，为企业减负松绑，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李怀亮还谈到，《决定》中提到的“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也是十分有建设性的。世界上许多知名文化传媒集团，如默多克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等都是在一次次资本重组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企业产权的并购、交易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有效途径，能扩大企业市场份额，促进形成优秀团队，并促使企业依托现有技术、资源优势迅速做大做强。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重点是要赋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认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求在生产、消费、流通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同时依托行政力量、信用体系和行业协会等进行有效监督。他谈到，近年来，我国在促进不同企业主体平等发展方面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文化领域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有些文化领域对民营企业有所限制。除此之外，目前，我国的文化市场在文化产品的流通上无法做到跨行业兼容，这不利于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比如，中国移动的数字阅读基地就无法涉足图书出版企业；民营网络企业也无法经营传统媒体企业。他说，以迪士尼为例，公司虽然是以制作影视动画起家，但目前70%的收益来自遍布世界的主题公园。同样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贝塔斯曼集团，虽然以出版为主业，但出版收益在其总收益中的比例不足10%。而在我国，基本上仍是分业状态，报业集团只做报业，影视公司只研究影视，出版集团只做出版。这不利于效益最大化。因此，如何打破行业间的壁垒，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是促进体制机制创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不意味着把文化简单推向市场。政府由办文化到管文化，是一个重要转变。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未来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认为，《决定》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更加突出强调二者的平衡。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化市场的竞争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会对文化消费产生引导作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才是文化发展的重点。他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会有许多小微企业参与到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之中，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也会投入到这个行业中，相信这些新鲜力量的加入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深厚的人才基础、创研基础。”

　　在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论述中，《决定》特别提到“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对此，祁述裕认为，“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是一个颇具新意的提法。他说，2003年，我们开始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经营性文化产业则要走向市场，自谋生存。祁述裕认为，“两分法”的好处是责任明确，各司其职，但也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公益性文化事业依赖国家全额拨款，活力降低，行政色彩加重，不利于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以及与市场的对接。《决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实际上是在弥补2003年以来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指明了公共文化服务未来的发展思路，意义深远。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祁述裕认为，政府和事业单位包办公共文化服务，实际上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单一、效率低下、活力不足的主因。所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键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近些年，许多地方兴起民办图书馆、民办博物馆的热潮，它们的存在让更多百姓从文化建设中受益。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过程中，从而彰显了公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活跃发展。

　　从办文化到管文化，从政府起主导作用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政方针，并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文化建设作了重要论述。时间来到今天，历史赋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凝聚在改革的旗帜下，文化建设才得以进一步激发活力、获得生机，前进中的中国也才得以扫清障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