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最高价值是上升到文化

　　“在书房里写出一部作品，当然希望这个作品出来后，不要一发表就死掉，希望能存活1年、5年、20年、50年，如果幸运的话，100年还活着；持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作家的虚荣，更是作家的道德。”

　　对经典化的理解是“活着”

　　前日，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做客华中科大“喻家山文学论坛”，就当代文学经典化话题阐述看法。

　　毕飞宇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写作时不去辨别经典，是荒谬的。可是任何一个写作者，包括自己在内，永远不会把经典放在说话和文字中，那不好看。“你何德何能？你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你的作品只是有经典化的可能。”

　　平时他脑海里实际没有经典这个词，换句话说，如果说脑海里有经典这个词，那可以用另外的一个词替代——“活着”。

　　毕飞宇说，如果写一个作品，第二天就会死，不为活着，那写它干吗？写作是为生的，不是为死的，他写作，就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比自己更好、更久的活下去。

　　小说最高价值是上升到文化

　　如何让自己的小说活得更久？除了让在书房里的写作更考究、更积极，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必须有能力面对学院派的批评。学院派批评在中国历来不是好词，历来受质疑、讥讽。

　　毕飞宇说，但是他从来没对学院派批评提出过任何质疑。他是中文系出身，非常清楚一个作品面对着市场、大众、媒体的评价，那些东西可能是有效的，但真正有价值的，是学院派完成的。大众、媒体从来做不到使小说上升到价值，使小说上升到文化。

　　毕飞宇认为，小说最高价值，是上升到文化结构。曹雪芹虚构的林黛玉，鲁迅虚构的祥林嫂、阿Q，这些小说人物的名字，早已直接跳出了文本，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某种情感价值表达。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无论出于虚荣、责任、野心，都希望小说上升到文化。离开学院批评，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小说上升到文化，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备文化的品质，二是必须有资格有能力面对课堂化。如果没有能力课堂化，讲你的作品的老师，听的学生，发现都是漏洞，都是问题，就不会再讲到它。

　　毕飞宇说，一个作品如何能课堂化？第一是作家的能力，第二是态度。很可能态度是第一位的。一个小说家，每天在自己书房里，还愿意不愿意把小说当小说，还愿意不愿意把自己当小说家，作品出来，还有没有一点担心和不自信，怕别人发现太明显的错漏——这些，决定着作品能否课堂化。

　　尤其是天赋，过了中年，几乎是没太多变化的。老天爷给你就给你了，是一个恒数。但态度永远是一个变数，像一个函数关系，它永远可以上升下降。尊重文字，尊重小说家的生活，尊重可能课堂化的可能，这就需要更积极更敬业更认真的写作。

　　毕飞宇说，他和朋友聊到过当代文学有的作品，只要作者再认真一点，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可是草率了，没有做到。

　　写作是羊和牧羊犬的商讨过程

　　毕飞宇说，中国作家偏感性，不太习惯思辨。思辨是他长期努力的方向。好在他是中文出身的，带着坐标上路，不会过分盲目。

　　每次进入写作状态，毕飞宇觉得自己是大地上一只羊，但旁边有一只牧羊犬。羊群在啃草，是非理性的行为，哪有草，有水，它们往哪走，但其实是有方向的，由身边的牧羊犬决定着。然而牧羊犬其实是尊重了羊的方向，牧羊犬所限定的方向，其实是羊群想走的方向，最终其实是羊和牧羊犬共同选择方向，是彼此商讨过程。

　　“云朵一样的羊群象征感知力，牧羊犬象征理性力量。一个是无比生动的感知，一个是强有力的理性。我不相信仅仅一个无比生动的感知能成就一部好作品，也不相信仅仅一个强有力的理性能成就一部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