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菲:永远的光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30日09:08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这是我进入抗日根据地时首先学唱的一首歌。我高唱着“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走在行军路上，在反扫荡的艰险斗争中，我高唱着“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当唱到“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时，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歌声伴我渡过了千难万险，渡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它激励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可我从来也没有问过它的作者是谁。

　　新中国成立了，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那里担任秘书，这个时候，我当然知道《黄河大合唱》作者是光未然，但与张光年怎么也连不上。如果不是参加了一个文艺界的会议，恐怕我永远也弄不清楚光年与光未然的关系了。

　　那是个讨论音乐民族形式的会议，与会者有不少著名文艺家和领导者，张光年是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田汉为局长)又是创作室主任，还兼任剧协的党组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著名作家赵树理，他写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家喻户晓的。会上讨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

　　赵树理同志发言了，他有浓重的山西口音，开始讲音乐的民族化问题，说着说着就冲着光年同志说：“你那个《黄河大合唱》怎么唱的那么不整齐啊，乱七八糟的，本来‘风在吼，马在叫’挺好，非得分成两拔人，互相抢着唱不可，”说着他学起了二部轮唱的唱法，“风在、风在、马在、马在”，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接着他唱起了山西的上党梆子，说上党梆子曲调如何优美，多么的好听，还说他还要为上党梆子写剧本哩。

　　光年同志不急不恼，微笑着回应说：“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不但要会欣赏上党梆子和各种地方戏曲，也要会欣赏独唱、轮唱、四部混声合唱和大型交响乐。人民群众对文艺形式喜爱不同，我们要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也要不断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

　　当时我不明白赵树理为什么会冲着光年说这些话，会下才弄明白，原来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这才将张光年和光未然两个名字合二为一。

　　以后凡是光年、赵树理参加的会，不管会议内容如何，赵树理同志总是不失时机的批评“风在、风在、马在、马在”，这几乎成了赵树理同志的保留节目，他的幽默的发言，引得大家笑个不停，而他本人却是认真的严肃的。

　　一位是大诗人，一位是大作家，在会上的争论归争论，但他们是友谊深厚的好朋友。

　　一九五九年，我随周扬夫妇、光年、袁水拍、侯金镜等同志出差去海南岛。(当时海南岛是广东下属的一个地区)我们到了海口市，当地的领导同志来招待所看望他们。

　　周扬同志将他们一一向当地领导同志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光年时，周扬说：“这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张光年。”

　　当地领导同志疑惑地小声地问：“作者不是光未然吗？”

　　周扬笑着说：“这就是光未然。”

　　我看到那几位当地领导同志发出了仰慕的惊喜的目光，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看来把张光年和光未然，一分为二的不止我一个。这是因为光年同志写评论文章时使用的名字是张光年，只有写诗才用光未然的缘故。

　　(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忙于工作，我与光年前辈除了工作方面有些联系外，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往来，这就失去了一个向前辈学习的机会。六十年代，又来个“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有向他请教的可能，只有打倒四人帮后，才有了向前辈们学习的机会。我曾请光年同志收我作学生，他笑笑说：“你不会炒股，又不会下海经商，你应该学点英文。”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始终没有学会英文。不过那个时候只要有可能我就向他请教，向他问这问那，也不管他烦不烦。有一次在文艺界的一个茶话会上，我遇见光年前辈，就此机会便问他是怎样写出《黄河大合唱》这样好的诗，是什么激发了他的灵感，当然也谈点别的。光年同志讲话速度不快，他慢慢地说，我认真的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有幸聆听他的教导，从陆陆续续的谈话中，我知道光年同志年龄不大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十二岁的光年在镇子的大街上站在一张方桌上声俱泪下的演讲，呼吁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向反动派向旧势力斗争。小小年纪做着一般成人都很少能作到的事情。在反动派拿起屠刀砍向共产党人时，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青团，那年他十四岁，两年后加入了共产党。他自小喜爱文艺，古文造诣颇深，他读了《饮冰室全集》就写起了旧体诗。从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他非凡的诗人气质和才华。

　　一九三六年，他化名写了剧本《阿银姑娘》，剧中插曲《五月的鲜花》被人们传唱至今。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实际领导是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参与组建了抗日演剧队等15个团体。这年他率第三演剧队到了吕梁抗日游击区工作，就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到了黄河。

　　黄河的浩荡气势，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他有了写一部长诗的想法，第二年，他因在行军中马惊坠马左臂受伤，上级要他去延安疗伤，路经堪成世界奇观的壶口瀑布，那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笔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幸目睹过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色，那从天际汹涌而来的黄河之水，就如千军万马奔腾，龙腾虎跃急驰而来，它的轰鸣之声十几里之外可闻。当它冲入那窄窄的称为壶口的狭谷时，会升腾起十几丈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展现出一条彩虹，高高地挂在瀑布之上。光年看到了这景色时，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惊呆了。”

　　于是诗句就像雷鸣闪电般的从诗人的胸膛里迸发出来。他到了延安，忍着伤痛，用了五天时间写出了这部脍炙人口的400行的大作。

　　这奇迹般的速度，真不可思议。

　　是年，光年同志25岁。

　　光年同志将长诗朗诵给大家听时，无人不被感动。他的朋友作曲家冼星海也在座，他兴奋地说，要为这部长诗谱曲，他说有把握谱好。

　　冼星海喜欢吃糖果，在延安没有卖的，光年送他二斤白糖，他作一会曲吃一口白糖，说是补脑。(实则因为当时延安生活困难之故)作曲家仅用六天时间就完成了谱曲。这速度也是惊人的。

　　这样，这部史诗般的号召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起来抵抗日本入侵者的伟大作品诞生了。

　　经过日夜不停的排练，在延安演出了。冼星海亲自指挥，诗人参加朗诵。演出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同志站起来鼓掌，说：“好。”

　　从此这部鼓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黄河大合唱》从延安飞向全中国，飞向全世界，直到今天还在世界各地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黄河大合唱》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演出。当时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握着光年同志的手说：“我们的大诗人！”

　　(三)

　　谁也没有想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竟然掀起了一次颠倒黑白、天昏地暗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一次大劫难啊！

　　建国以来，历次运动都先拿文艺界开刀，这次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的拿文艺界开刀。文艺界成了黑帮，周扬同志成了黑帮头目。不但对文艺界的各级领导者，对众多优秀的著名的文艺家也进行批斗，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被批斗、关牛棚，还要实行打扫楼道、收拾厕所的惩罚性的劳动。光年等一些对党对人民有重大贡献的文艺前辈无一例外地受尽屈辱。当我看到光年同志拿着笤帚，低头弯腰在劳动时，我差点掉下泪来。心想，党啊，是谁在折磨你的儿女？为什么你不出来保护他们？我不明白，那个时候真理在哪里。

　　光年同志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中坚决英勇，在抗战时的重庆，他和一些革命人士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在他的名字下面有“捕杀”二字，凭着他的机智勇敢他逃脱了敌人的捕杀。不久，他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派遣到缅甸工作。他只身前往，在缅甸他创办《新知周刊》，团结华侨，组织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这支队伍，在南洋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期间，他也遭遇过极大的危险，幸运的是再大的险情由于他的机智勇敢都逃脱了敌人追捕，化险为夷。

　　光年前辈的革命斗争经历是一部传奇的大书。而光年从不宣传自己，只是默默地为人民为祖国工作。过去的岁月里，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党组织解决，有什么拿不准的事可以请示上级领导，现今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他找谁？

　　在文革中，不但他本人受到各种摧残，就连他的《黄河大合唱》也不能幸免。江青一伙人，组织人马对它进行所谓修改。把“保卫黄河”的“风在吼，马在叫”这样的鼓舞我们迎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前进的佳句，改成“红旗飘，军号响”这等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诗人失去了自由，难道他的诗作也要被肢解吗？幸好，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没有使这部为之传颂几十年，引为骄傲的伟大史诗蒙上污垢。

　　这期间光年同志被批判，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失去了十年的工作、写作时间。

　　中国人民不是面团做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不久，篡党夺权的江青一伙终于受到了人民的审判，所有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人，都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不论是旧朋新友，见了面都互诉衷肠，真是相亲又相爱，那情感、那友情，只有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感受到的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彻底的解放的感觉，使每个被四人帮折磨过的人欣喜不已。

　　(四)

　　好多年没见光年前辈了。

　　打倒四人帮见到了他，他依然像五十年代那样的精神，不见老，也不见瘦，依然是腰板笔直，谈笑风生。那个时候，对一些被四人帮打倒的革命者，都要作一个结论，上级要拨乱反正，给予平反。在对于作结论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还有些“左”的看法，或者说有人还不是实事求是的为被迫害的人真正彻底平反。所以他们在给作结论时，还给被结论的人留一些“尾巴”，将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仍写在结论里，美其名曰挂起来留得以后解决。所谓挂起来，就是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反正让你有口难辨就是了。所谓“以后解决”，就是不了了之。把这样的结论材料往你档案袋里一装，就完事了。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视同志的政治生命为儿戏的作法，实在是可恶。当然也有很实事求是的，推倒一切不实之词的真正负责的结论。

　　当光年同志与周扬同志谈起这个问题时，他的态度，让我大吃一惊，光年同志说：“只要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工作，就是说我是土匪，我也签字。”

　　这就表现出了他要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急切心情，表现出了他的海一般宽广的胸怀，他有着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他坚信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不在乎所谓结论的那片纸。

　　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残存的文革遗风还未肃清，对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文革开始是诬险以周扬为黑帮头目的文艺黑线专政为理由，打倒了文艺界一大批领导者和作家、艺术家的，否定了过去文艺家们的所有成绩和贡献。这时竟有人还认为既使没有文艺黑线专政，但文艺黑线还是存在的，并否定文艺界的成绩。张春桥之流得势时就说过，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是一片空白，完全否定了和抹杀了几十以来的革命文艺作品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成绩，完全否定了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就拿样板戏来说吧，根本不是江青他们的创作，而是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共同费尽心血创作出来的，只不过让江青他们抢夺去罢了。

　　有些人认为文艺黑线还存在，是认识上的局限，那时刘少奇同志还没有平反，文艺黑线是挂在刘少奇同志头上的。实际上文革前对文艺问题最热心最关心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却很少管文艺界的事。有的人坚持文艺界还有一条黑线存在，其目的是宣传自己正确，企盼着捞个官儿做做。就在这种沸沸扬扬的情况下，光年同志在一次头头脑脑参加的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向“文艺黑线”开火。他大声疾呼：“文艺黑线这顶血淋淋的大帽子，为什么不舍得扔掉？为什么不相信革命同志的血泪控诉，偏偏相信敌人的政治诬陷……”

　　这几句话，真是义正词严、落地有声。凡是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谁听了不为之动容？谁鼻子不酸？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怎能不让人们肃然起敬呢。

　　光年同志决心“要重磨他的诗笔”，“投入当前的斗争。”正当他不停歇的工作时，正当祖国最需要这位伟大的歌手时，病魔却向他偷偷袭来……

　　(五)

　　光年病了，因肠癌作了手术，躺在一间用布帘隔开的多位病人在一起的临时的大病房里，条件极差。

　　周扬夫妇急忙赶到医院里，光年同志虚弱的说不出话来。

　　周扬安慰他说：“好好养着，什么也别想，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周扬同志六十年代因肺癌开过刀，他有资格说这话，苏灵扬同志也劝慰说：“开过刀就好了。”

　　光年的女儿坐在他病床旁的方凳上，安静地守护着他。我站在他的病床前，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安慰这位前辈，只觉鼻子发酸，离开时，我小声的语无伦次的说：“光年同志，顽强坚持……”实际上这话是多余的，像光年这样的老革命，是用不着说什么的。

　　“顽强”光年同志微弱的说出了这两个字。

　　看到光年同志住在临时大病房的情况，周扬同志十分不安，他急忙给有关方面打电话，作协的同志也为之奔走，经过一番周折，光年同志才住进了正式病房。

　　不久文艺界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盛会，可是光年同志没能参加。手术后恢复很快，看上去不错，谁知不久，又有坏消息传来，说癌已扩散，连医生都说，怕是难以治愈了。

　　张僖同志难过的向周扬同志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打算再做一次手术。”

　　所有知道光年病情的同志都十分难过，唯一不知情的是光年本人。使我特受感动的是光年夫人黄叶绿老大姐，她是最了解光年病情的人，但在光年面前从未表露出来，甚至对儿女都没有说过，她把所有的担心、悲伤都压在心底，总是以微笑面对光年，这得有何等大的毅力啊！

　　我曾到医院里探视过光年前辈，他满怀信心地说：“我没有料到恢复的这么快，参加革命几十年，已经死过几次了，再死一次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我看癌也没有什么可怕，切除了就根治了，多少工作等着我呀！”

　　光年前辈笑了，是战士伤愈后重回前线的笑。我也笑了，笑的极不自然，话也说得前言不搭后语，当他穿着宽大的病号服目送我下楼时，我心里充满深深的悲伤。

　　不久，周扬同志出差到了扬州，扬州的领导同志正在向周扬同志介绍扬州文艺工作情况时，忽接江苏省委宣传部转来一封给周扬同志的电报，而且是加急的。那天是1978年12月6日，没看电报前，我心里有点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接过电报，打开读着，“光年今晨手术结果并非癌请放心赵寻”，读完后，轻易不动感情的周扬同志眼睛湿润了。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松了一口气。

　　一年之内，光年前辈动过两次大手术，真是不得了。后来光年谈起第二次的手术情况时，他说：“我检查身体，病历都是自己拿着，从来不看。有一次一位年轻医生在谈话中不经意说我得的是肝癌，当时听后心里真有点‘打鼓’。”光年说，当时他想，战争年代既然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现在生了病把自己交给医生就行了。他又说：“我自己对这次手术也不抱希望，但还是上了手术台。手术后，麻醉药刚过，我睁开了眼，看到满屋都是人，有医生，有护士，他们是祝贺我的，说不是癌，是肝有点囊肿。我一听激动地哭了。一下子睡了两天两夜。”

　　光年对疾病的态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敌人斗争铮铮铁骨，对疾病的斗争也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光年出院后，他没有休息多少时日，随即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那时我将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米河流向远方》送请他批评。本来不该去打扰他，那时我真不懂事。我没有想到的是，光年前辈竟然很快的看完了，还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我没有想到你第一部长篇写得这么好(这是鼓励的话，其实我明白自己的水平有限)。他教导说，写小说要大悲大喜，那样会更感动人。他说在书中写的好的地方，画上一道波浪线，写得特别好的地方，画上两道波浪线。他把画过线的书又送给了我，我接过书后，心里既感动又自责。一般作者不知他那么忙，送本书请教光年前辈可以理解，而我是知道他很忙的，又是在大病初愈休养期间，真不该用这样的小事占据他的时间和耗费他的精力。

　　光年同志兼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曾要我写点什么，我倒是用心写了，写的内容是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拔干部的事，我是想配合当时的形势，写了个短篇小说。写好后送给了光年同志，他给退稿了，并在我的稿子上写了一段真切热情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还说别因退稿生气。我真的一点也不生气。只有感激再感激。以后再写什么，我牢牢记住了光年的教导。后来我写了小说《高高的山梁》，写的是我熟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篇稿子是老朋友赵国青同志向我组的稿。我没有再惊动光年同志。小说刚刚发表，光年同志打电话向我祝贺，使我惊喜万分，他的鼓励和指导，永不相忘。

　　我相信光年前辈不光对我如此，凡是晚辈有求教于他的，他都不会拒绝。他对每位年轻的作者，都是十分爱护和支持的。

　　(六)

　　光年同志八十大寿时，几位朋友要为他祝寿，他觉得大家都很忙，婉然谢绝了。当他八十五大寿时，大周明和一些光年同志的老朋友、老部下为他举办了一次民间性的庆寿活动，事先也没告诉他具体情况，只说请他全家到大周明创业的荷叶山来观赏香山红叶。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说的大周明在五十年前曾在光年主编的《文艺报》工作过，文革后在电影学院创办了音像出版社，离休后在香山那边的荷叶山创办了一个文化公司。为了与作家周明相区别，我们都叫他大周明。大周明为光年庆寿事，最先找到了我，周明说：“光年同志贡献那么大，又是我的老领导，应该为他八十五大寿组织一次活动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当然是十分赞成。于是就商量在哪里办，想来想去决定就在大周明刚刚创业的荷叶山，让光年一家到这里来过一个别具一格的有田园风味的生日聚会。商量完后开始筹办，大周明慷慨解囊，亲自买花，布置会场，忙了近半个月。(现在大周明也已去世，我以沉痛的心情为他祈求冥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大周明把光年一家请来了。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提早到了，都是光年夫妇的老熟人、老朋友、老部下，大约有五、六十人，没有一个官员，我也在其中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快乐。光年一家一进大门，大家簇拥着光年夫妇先进了一间平房，房内墙壁上写了一个金色大寿字，围绕着寿字写着敬祝光年同志八十五大寿，健康快乐。光年夫妇不停地说着谢谢。这里没有官话式的祝词，只有朋友与朋友的交谈，温暖又亲切。当有人回忆起文革中被迫害的情形时，嗓子难免有些哽咽；朋友们说到那些快乐时光时，笑声不绝。

　　这天，天高气爽，艳阳高照。大家陪着光年同志登上荷叶山顶，拍照留念，又一起走下山来，在一个不大的香山饭店聚餐，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以水代酒敬祝光年同志健康长寿，快乐幸福。就在笑声中忽然有人唱起了“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唱的虽不专业，却使我们心头为之一震，这高昂的歌声和欢乐的情景，是在官场上难以见到的。特别使我们兴奋的是光年同志同我们一起唱，心里装满了欢乐的幸福感。

　　这首歌伴随我们度过了抗日战争岁月，伴随我们从苦难走向光明。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一首歌像《保卫黄河》这么长久的伴随着我从少年到老年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旅程。特别是这次能和光年夫妇坐在一起唱这首歌，那感觉更是不同，没有多少人有这种荣幸，而我有。

　　(七)

　　写到这里，本文该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些话要说。虽然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七年，但很不寻常，很引人深思。

　　那时光年同志正在为文艺事业忙碌，为改革开放呐喊时，一股不大不小的类似文革的邪风恶浪向他突然袭来。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伙人对他进行了虽说范围不大但影响极坏的围攻。对他主持召开的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进行了无理的批判，质问光年在大会上的《报告》中为什么不提这原则那原则和反对精神污染，为什么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还说要查一查这些年作协发展的会员有没有宗派问题，还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传，各种奇谈怪论多之又多。其实不提清除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央领导决定的。因为精神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事情也早过去了，不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政治概念，老要与创造自由相联系，也不见得对。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的祝贺词里已经从正面说得十分清楚了。光年同志的《报告》也是经过有关上级领导审查批准的。事过几年，又戴着有色眼镜批判来批判去，吹毛求疵，没完没了，实在奇怪又奇怪。而批判他的某几个人正是过去与他同事多年友谊很好的同志，也有一些当光年为国家存亡冒着生命危险英勇奋斗的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满地爬的人，还有些人，并不了解情况，跟着起哄架殃子的。真弄不懂，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批判会，不正是继续了文革那一套又作何解释？整整批判了七次。

　　最后光年同志作检讨发言。发言前他态度平和地说：“你们发言，我没有打断，我希望我的发言，你们也不要打断。”光年同志坦坦荡荡摆事实讲道理，把子虚乌有的事作了澄清说明。对于一些故意上纲上线的问题，也作了实事求是的申辨，事过几十年回头再看历史，证明光年同志是正确的，围攻他的人是错误的。光年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奖励好的作品。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再说四次文代会也开得不错，光年同志的大会《报告》也十分精彩、正确，有人称它为“遵义会议”，我看也尚尝不可。

　　许多人退居二线，基本不再作事了。光年他不是“桃花园”中人。他到外地深入生活调研参观，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有时一天一诗，甚至一天多诗，他参观海南琼山县的红树林，便写出了124行的《红树林颂》，在人民日报上登了整整一版。他还出版了《文坛回春纪事》等著作，对于研究文艺史也具有非常的价值。这期间是光年前辈著书立说的大丰收季节。他还专门写了十几篇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也结集成书。

　　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文心雕龙》是一本1500年前的古代理论书，很有价值，很值得研究，他是在认认真真做学问。谈到写诗，光年前辈说，中国写诗的人很多，诗也写得很多，从古到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有多少首？有几首就不错了，那怕是几句也好。

　　光年同志喜欢大文豪苏东坡的诗，他说：“苏东坡在世的那个朝代，一会儿被贬到这里，一会被贬到那里，现在的人们很少记得贬他的皇帝，倒是苏东坡诗句流传下来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淘不尽苏东坡的人格文格，苏东坡还在流传。有贡献的好人，人们不会忘记，有的人想打倒别人，而他自己一定会走向反面，不论谁都是这样。”

　　这话说得太对了。

　　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的人不时写点无聊的小文章将矛头指向光年，有的人让他看一看，光年不为这些干扰所动，他说：“我很忙，有许多事要做，没有时间看那种东西。”

　　光年心中装的是大事，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他心里装的是人民，是祖国。

　　在光年前辈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写下片片回忆，表达我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光年前辈没有走远，仍在我们中间。

　　光年前辈——永远的光年！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