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努阿·阿契贝：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想象非洲历史

　　今年3月，听闻钦努阿·阿契贝辞世的消息，心中不免怅然若失：在当下已经有些寂寥的世界文坛，又一位大师驾鹤西归。文学批评家詹明信认为，所有的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以被解读为民族寓言，因为个人的故事最终都是在烛照民族的命运。由此，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想象非洲历史，并将发人深省的故事铭刻在全世界读者的心头，这也许可以描述阿契贝的重要意义。作为非洲的重要文化符码，真正来自黑非洲的声音不断由阿契贝向世界发散；当然，这也正是阿契贝赋予自己的使命，他曾说，“任何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非洲作家，要是试图回避当代的非洲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后结果必将是流于空泛——就像那个谚语中的人一样地荒诞不经，在房子着火时不是去救火，而是去追赶那只从烈焰中逃出的耗子”。其中，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的影响尤为突出，它不仅最终被证明是“一部最广为人知的由非洲黑人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标志着“尼日利亚英语文学传统的真正开端”。这也是缘何阿契贝虽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来自非洲的索因卡、戈迪默和库切等诺奖得主始终都在向他致敬。因此，将其尊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并非言过其实。

　　阿契贝是西非东南部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人。尼日利亚是个命运多舛的国度，15世纪就遭到过葡萄牙人的入侵，在20世纪初则彻底沦为英属殖民地；来自黑土地的各种丰富的宝贵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大英帝国输血。尽管饱受殖民统治的煎熬，但在二战期间，大量的尼日利亚人仍然应招加入英军和英国人一起并肩战斗，并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反对专政和种族主义的浴血奋战，也促使尼日利亚人民开始反思自己同英国之间的关系。二战结束回到国土家园后，有所觉醒的战士们开始投入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利益而进行的另一场战争。1944年，伊博人纳姆迪·阿齐克韦成为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议会的秘书长，标志着尼日利亚正式开始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独立政府，经过武装斗争，尼日利亚终于在1960年获得独立。拥有独立身份后，尼日利亚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恢复对民族文化的宗主权、重新想象共同体、重构和勘定民族的文化地形图，都成为前殖民地知识分子在智识上的首要任务。换言之，走出殖民统治之后的尼日利亚，亟需在文化上重新想象和建构非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尼日利亚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过往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文化表征，并不断致力于恢复自己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重构自己民族的主体性。

　　时势的动荡无疑对阿契贝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阿契贝的父母都笃信基督教，他从小就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家里耳濡目染的基督教以及周围众多父老乡亲都仍然信奉的传统宗教。处于两种文化的岔路口，对阿契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优势，这让他具备了一种比较的视角。年龄稍长，他开始在教会学校上学，随后进入附属于伦敦大学的伊巴丹学院学习医学。入学后不久，生性敏感的阿契贝发现文学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毅然转而攻读文学。阿契贝在此期间接触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等英语经典作家，并对这一“伟大的传统”极为熟稔。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康拉德和乔伊斯·卡里等人的作品，并开始了解到欧洲人严重的自我意识，因为这些作家不断将黑非洲纳入英语文学版图并为之代言。已经开始文学创作的阿契贝，对英语文学传统中所蕴含的种族主义思想非常反感，并且经常被深深地刺痛。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黑人总是被建构为劣等的、野蛮的和无知的，需要和等待着欧洲人的启蒙和教诲。由此而形成的知识框架中，黑人总是被推定为低劣的、无道德的和需要救赎的；所有的邪恶都是黑人的，而白人则是美德的代名词。为此，气候、人种、地理环境和语言等各方面的知识都经常被援引，来论证非洲和非洲人的劣等性，这种意识最后甚至发展为人们思考和言说的无意识。

　　对西方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种族主义令阿契贝一直愤愤不平。1974年，他曾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为例，剖析其中的种族主义思想。阿契贝认为康拉德将非洲描述为文明的对立面，根本性的缘由是“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得以显影”。在劣等化非洲人的同时，白人则被神圣化。正如在《动荡》中，阿契贝就曾写到，对白人的不敬，就像是“揭去一位祖先灵魂的面具”那样十恶不赦。欧洲人被和理性、光明与进步等同起来，这一切使得欧洲的殖民统治显得合情合理。在英帝国关于非洲的文学叙写中，非洲的“劣根性”被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证，而这种隐藏的种族主义一直都是阿契贝讨伐的对象。学者英尼斯认为，阿契贝创作《瓦解》和《动荡》的最初意图就是要改写乔伊斯·卡里的《约翰逊先生》。在《约翰逊先生》中，年轻的英国官员被非洲土著约翰逊先生顶礼膜拜；在这里，非洲的激情和非理性需要欧洲的管控和引导，非洲和欧洲间的二元关系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得到论证。而在《瓦解》中，阿契贝重现了尼日利亚原始村落由于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最终走向崩溃的过程，以微观的方式，阿契贝的《瓦解》全景式地记录了非洲社会中的共同体在帝国冲击下的崩溃，这种民族寓言展现出了更为真实、复杂和完整的社会图景，其深刻、丰富和厚重无可比拟。此外，阿契贝笔下的非洲共同体有着自身井然的秩序。白人文化到来前，乌姆奥菲亚这一乡村共同体有着自己和谐的行政制度、奖惩、司法和等级制度。地母、长老、祖先的灵魂和个人的“气”成为共同体成员行事的规则。非洲不再是野蛮、激情和非理性的、无道德标准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行事规则和值得铭记的文化形式，他们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信仰和精神世界，这是一个自足和自洽的共同体。

　　在追溯殖民历史时，阿契贝并没有一味美化本族文化，或沉溺于对殖民主义的指责而无法超越，他采取了更为辩证的态度。一方面，阿契贝反对并批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另一方面，阿契贝并没有忘记反思自身的文化和民族性，这也是成就其伟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细读《瓦解》会发现，极度的个人主义、易怒、顽固和对改变的一味拒绝，表明《瓦解》主人公奥贡喀沃并不是一位理想人物。论及非洲的民族性时，《神箭》也体现出勇敢的反思精神；而论及为白人工作的族人时，阿契贝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都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自己人的小暴君。这似乎是黑人的性格特质。”《神箭》中的大祭司伊祖鲁也反思说，“他跟那位白人的争吵，跟他与他的族人们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起来，一点意义都没有”。最后，心中充满对族人怨恨的伊祖鲁，甚至拒绝宣告木薯节的到来，使得族人们无法收割已经成熟的木薯，让他们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这种反思姿态，在阿契贝毕生中最成熟的著作之一《荒原蚁丘》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在谈到死刑的施行时，阿契贝就指出，“我担忧的并不是当局——我从来不为当局担忧，也不是那些官方的愚蠢行为，甚至不是那四个被乱刀砍死的人。而是那几千个对这自身的污秽和谋杀如此露骨大笑的人们”。这类似于鲁迅笔下看客们的场景，透露出阿契贝在创作生涯后期对故国民众的失望和无奈。也难怪在《动荡》中，想到人民的愚昧、落后和冥顽不化时，他曾悲观地得出结论：“教育大众，他摇摇头，没有任何的可能。”此类反思的文字，在《瓦解》《神箭》和《人民公仆》等作品中随处可见，阿契贝还曾一度极端地总结说：“它(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为混乱的民族之一。是太阳底下最腐败、最迟钝和最没有效率的地方之一……这里肮脏、麻木不仁、嘈杂、招摇、不诚实和粗野。”

　　在阿契贝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显示出一定的宿命论色彩。在英帝国面前，这也许是因无法改变历史潮流而生的无奈感，阿契贝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妥协而非对抗。他并没有像法侬那样，不断地宣扬暴力在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性。他笔下的奥贡喀沃想要以一己之力去反抗强大的帝国机制，但对这位堂·吉诃德般的人物，阿契贝表现出同情和哀悼，而非颂扬。但如果考虑到整个非洲的独立和解放史就会发现，暴力反抗在现实历史过程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也许可以被视为阿契贝的局限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