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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24日22:22 来源:中国作家网

  在这样的盛会上发言,我既感到光荣,同时也感到困难,我说什么好呢?照理应当说些鼓励的话,可又觉得我自己才是更需要鼓励的,写作了这许多年,难免会感到疑惑,时常问自己,写作究竟是为什么?写作又究竟是什么?写作的越久疑虑越深。最初时候的猛进,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消退,单纯的激情也在平息,随着操纵这一职业的熟练,创造的欲望也在降低,仿佛得了职业病,就像王蒙老师在他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那个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刘世吾说的:“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顺便说一下,生活中的刘世吾真是多,随时可遇。写作者也有职业病,我想就是虚无主义,我们终日都在思想和表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用文字在纸上企图建立一个虚拟的世界,结果是将自己都变成虚拟的了。在这个离开年轻却又没有完全觉悟的年龄里,实在是低沉的,让一个沮丧的人来鼓励你们,能说出什么有力量的话呢?

  那么,就谈谈我的经验,是不是能对你们有所贡献,这个主意却带来新的困难。我们的经验看上去果然是与你们的很不同,但不同的这一部分很可能会使我们像个“九斤老太”,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对年长者说话多么不耐烦啊,“陈谷子,烂芝麻”就是用来形容老经验的,反过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说法,且像是一种恐吓,胁迫着人们来听自己絮叨,我也不希望变成你们讨厌的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经验其实和你们的似乎也没什么大不同的,无非是挫败,迷茫,焦虑,犯错误。情节和细节也许不一样,可内里的实质却是相近的。有一部青春片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三个字取消了所有时间上的差异与隔阂,真是的,谁没有追过或者被追过呀!这个话题就也被否掉了。

  然后,或者,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写作的技术问题,就是说,怎么才能写成一篇好作品,在我,就是好小说。这些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课教授写作实践,积多年的教学,大概可以说些什么。然而,在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坦陈,真正的写作是无法教和学的,小说课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种影响,使学生们对文学建立信任和亲近,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文学教育。我从没有期待课堂上诞生一个作家,因为作家是需要天赋的,当然,有了天赋还要刻苦用功,但刻苦用功不也应当算在天赋里面的吗?和任何一种天赋一样,写作自有它特殊的需要,它要有超凡的想象力,就是我方才说的,想象生活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这想象又不能太离谱,不能将生活变成神话,人变成超人,生活还是生活,人还是人,所以,就要有对生活和人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要把想象中的生活、人化作文字,文字是一桩神奇的物质,它平凡到家用的流水账都是靠它记录,它又高深到哲人用它来建立著述,一方面它具体到日常的应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如此抽象,你说为什么一撇一捺要叫作“人”,“人”字拦腰一横要叫“大”,“大”上再一横则是“天”,“天”这个字就复杂了,不止是指实有的“天”,还指向自然大块的规律法则和约束。这就是写作者的工具,不是以手的灵巧,而是以心和脑的灵巧,不知经过多少时间的进化最后侥幸得到的才能,从何教起呢?

  尽管有这许多为难,可是既然已经站在了这里,我就必须将发言坚持到底,我能不能谈些感想?在今天的日子里,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参加青创会的情景,那是一九八六年末或者一九八七年初,开幕之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一场文学晚会,由我们自己发起和组办,总导演是张辛欣,她写作的《同一地平线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现在她定居在美国,但还继续着汉语写作。记得开场部分是三代作家亮相,第一代冰心先生以一束追光象征性地到场,接下来是张洁,她可说最早恢复个体在文学里的合法地位,开启新时期文学又一重帷幕,第三代的代表,就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铁凝主席,她是知青作家中间最年轻的一个——晚会中,而知青作家则是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看起来,人和事还是在变化,而且变化很快,可作家不是永远都在跟踪着变化中不变的,我们称之为“永恒”的性质!那一个晚上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常常会有人说:我是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这话一方面让人感慨时间过去很快,都有人看着我们的书长大了,另一方面呢,又觉得事情并不应该如此,因为传统并不是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形成的,它不止是一本或者几本书,而是一脉思想,“读着长大”的应该是更久长深远的作家和书,比如曹雪芹、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鲁迅,那也是我们正在读着并且成长着的。事实上,我们和你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呼吸着同一个天空下的空气,经历着同一个历史,用当年的总导演张辛欣的说法,就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创造着同一种传统。那一年的青创会,在我个人还发生一桩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与萧军先生见面。在一个晚宴之前,有人领我去见萧军先生,在场的还有骆宾基老师。重要的不是和老师们说了话,又得了他的签名本,而是面前的人,是和萧红共同生活,互相参与命运的人,是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教诲,扶过先生的灵柩的人,是“五四”新文学发轫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所写作的小说,自然有中国小说的影响,但更是得“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是他们,将中国小说从《海上花》《目睹二十年之现状》《何典》等等,对现实的沉溺中引领到人生和理想的严肃面对。和萧军先生面对面,分明是在经历着一个历史,隐藏在日常生活后面,却提升着日常道德原则的历史。今天,不仅是萧军先生,骆宾基先生,连同辈人史铁生也成故人——史铁生,在那个文学晚会上也没有到场,他觉得坐着轮椅上台也许挺有舞台效果,但这样的戏剧性,不合乎他的也是文学的本意,所以只是播放了事先的一段录音,他的话我还记得,意思是历史承担了责任,路还是要我们自己走,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年代,他提出了自己的责任。史铁生走了,还有路遥,邹志安,王小波,陆星儿,赵长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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