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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益:文学奖是华人世界里面很荒谬的产物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17日09:17 来源:腾讯娱乐

吴明益:文学奖是华人世界里面很荒谬的产物

《复眼人》 作者:吴明益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关于自然写作

  我是从文学出发的自然写作者

  新京报:你之前的作品以自然书写为主,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写作”?

  吴明益:在台湾一般用自然书写,或者自然写作这样的翻译,大陆一般喜欢用“生态文学”这样的词,用词上不一样而已。台湾发展的时间较长,从上世 纪80年代到现在。如果对比的话,大陆大概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这种类型的写作,而台湾三四十年来一直有一些发展,类型也比较多,但人数不多。原因在 于,它是一个比较有门槛的写作方式,要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

  新京报:台湾的自然写作,除了你,我还知道刘克襄。

  吴明益:说起来很多,但这些人你不一定听过,比如廖鸿基,是写海洋的;台湾的原住民作家夏曼蓝波安,是写海洋的;还有一些女作家,比如凌拂,是写植物的。如果要列,这个名单很长。

  新京报:你是怎样开始自然写作的?

  吴明益: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这样的写作。我第一本书写的是小说,1997年出版的。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生态旅游比较频繁地出现,但生态 旅游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市场上要有大众可以看得懂的自然图鉴。比如你要看蝴蝶,一定要有一个蝴蝶图鉴,你要赏鸟,就要有鸟的图鉴。这需要出版界的配 合。你可以看到,大概90年代之后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写的也多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感觉文学性比较强一些。

  吴明益:因为我是从文学出发的。如果看全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两大类作家,一类作家本来是文学作家,但他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比如美国作家梭罗;还有另外一类,原来就是科学家,但他们文笔很好,他们可以写一些大众可以看得懂的东西,像法布尔。而台湾在1980年之后,大部分都是从文学家跨过去,很少从科学家跨过来,这两年从科学界跨过来的变多了。这和教育的分流很有关系。

  关于《复眼人》

  我在写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

  新京报:我在街头看见很多反核活动,国光石化要在彰化建设一个化工厂,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台湾的环保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吴明益:资本主义化就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压迫。当你有钱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失去太可惜了,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不觉得可惜。台湾已经经历了一段有钱的阶段,虽然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过我们经历过一段有钱的阶段,现在大家回头看生活品质的问题。

  新京报:《复眼人》出版之后,有没有引起关于台湾生态的讨论?

  吴明益:这本书在台湾回响很大,但我不太看读者的讨论,那会影响你写书的信念。这些讨论,大致上是谈写作手法以及里面的生态意识。因为里面有很 多小事件,可能外地的读者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台湾本地人知道,他们会指出来这是哪一个县,写的是哪一个环境运动的案子,他们看得出来,但小说不一定要这 样。

  我的目的是,有一天这个小说其他国家的人看到,到底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不重要了。小说必须要独立成为一个世界才行,不能依靠真实的世界活着。

  新京报:《复眼人》的主题和隐喻,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吴明益:有人说是环保小说,国外有人说是科幻小说。美国有一位记者很有意思,他说这是气候变迁的小说。对一个写作的人,这些都是无妨的。

  《复眼人》里面有很纯粹的文学意味。把那些环境问题都略过不看,我认为好的读者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即使不谈环境问 题,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不能为自己的一部小说说什么,主要看读者怎么解读它。一部小说读者有办法解读出更多层的意义,对我来说,对作者来说,就是更大 的成功。

  新京报:在我看来它就是环保题材的小说。

  吴明益:在台湾,90年代自然写作就抛弃了“环保”这个词,因为它非常地人类中心主义,好像人类有能力去保护环境,其实没有。人类怎么有能力保护环境呢?你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你想要让北极的冰层融慢一点都不行。自然环境变化就是无意志地不断在进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常常有一些人会说,是自然界保护我们,包括《复眼人》这本小说,会很想去谈这种自然无意志的概念。

  关于华语文学

  创作随时代各有消长

  新京报:关于写作手法的讨论,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

  吴明益:我们这个年纪的台湾作家,九成以上都是从文学奖出来的。文学奖是华人世界里面很荒谬的产物,你仔细想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学奖是一篇小说在比赛,一篇散文在比赛?而台湾的年轻作家全部以这个体系出现,好处是奖金蛮高的,你会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文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反馈。你如果学会了一种得奖的方法,可以得十个奖励,都用同一个手法。其次,你只要取悦了评审,这一群评审又是同一群人,你可能有十个奖。你只要取悦这一群人就好。

  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出版界的不景气,另外一方面,像我们这一辈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跟之前的作家销售量相比。作品(销售)变得困难,艰难了,因为只写给教授看了。

  新京报:我感觉,台湾的中、老一辈作家在大陆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年轻一点的作者接受度要低一些。

  吴明益:大陆的文学发展,“文革”时段是空白期,80年代之后是一个爆发期,因为经历过“文革”的那一批作家,写出了非常动人的人性小说。而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爆发期,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引进了西方的文学作品,第一批留学的文学精英回来了,他们马上把台湾的小说翻新了。那个阶段,台湾的作品是优于大陆的,大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产出。新一代的读者,读到六十年代台湾作品已经如此前卫的时候,当然有一种崇拜之情,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这一辈作者和中国大陆的作者,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们大概是同一个背景下成长。中国大陆也经历了经济起飞的过程,我们接收到世界文学的速度,说不定是接近一致的。当一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很大的人口优势,这是一定存在的。相比较之下,我不认为此刻台湾我们这一辈的作者,优秀于中国大陆的作者。

  我认为小说家的成熟在四十多岁很关键,我们要写一个作品打动人,已经不是要打动本地人而已,最好可以打动全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本地的文化情景。像李安这几年就很成功,张艺谋这几年很受伤。你曾经打动过,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见了呢?陈凯歌最明显,他的作品是每况愈下,但他曾经打动过,曾经有力量过,为什么?搞不清楚,搞清楚你的作品才可能维持持续的成功。有的人一辈子就在追求这样的东西,对一个创作者而言很难把握,每一部新作品出来我们都没有把握。

  关于写作课

  能成为作家是万分之一的几率

  新京报:你在东华大学教授写作课(东华大学在台湾第一个开设写作硕士班),是怎么教写作的?

  吴明益: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会说写作不能教,可以引导。老师的阅读经验,肯定比年轻人丰富,我们也还在写,他们刚刚起步要写,这两件事可以一起做。

  我有时候上课去跟学生讲,我在写什么样的一本小说。他最后真的看到这本书出来,这种感觉也蛮特别的。另外,分析各种作品的可能性,学生们要不断地写,写作永远只有一个办法。

  新京报:硕士写作班要招多少人?

  吴明益:以前是在英美系底下有十个人左右,现在改成在华文系则收五个人。

  新京报:他们毕业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出路?

  吴明益:这毕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课系,我常常给学生说,能够成为作家是万分之一的几率。你不要想变成作家,而你可以成为不错的读者。有读者,才有作家,如果我们都是庸俗读者的话,到最后你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好的作家。

  这和传统戏曲也很像,没有人听得懂昆曲的时候,它死亡的时间就到了。观众很重要。

  新京报:如果一年只培养五个观众是不是太少了?

  吴明益:这样会有辐射性的作用。他有朋友,我们都希望他成为真正的作家,但不容易。

  新京报:台湾有从硕士写作班出来的作家吗?

  吴明益:很多。但不能说是我们造就他们的,而是他们本来很多人就有这个天分,比如年轻一辈的甘耀明、何致和,甚至舞鹤也曾经到东华的英美系创作所,但舞鹤没有拿学位就走了,毕竟他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了。

  不妨这样想,因为写作这一件事需要时间,他们念这个所的时候顺道给了自己两三年空白的时间,每天接触都是文学,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写作。如果这两三年内,触发了一本好书创作的契机就不错了。

  记者 邓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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