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谈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

　　薛媛媛的报告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从湖南去云南种橡胶的老知青的故事。应该说这部作品是一份非常厚重的收获，超出了我的想象，在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值得重视和关注。

　　作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以我的观察，中国的小说家远远多于报告文学作家，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写报告文学通常情况下远远辛苦于小说家。小说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时间和想象去写作，但报告文学作家不行。当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你得去实地采访，你得付出巨大的劳动，你还必须忍受别人不理不睬的各种尴尬，你还得忍受来自正面的、反面的甚至你根本想象不到的麻烦。而这些是小说家和诗人通常不会碰到的。在这些困难和无奈面前，许多写作者逃逸了、害怕了，于是他们不会去从事报告文学创作。

　　其二，报告文学的故事和人物是客观设定在那里的，它不像小说一样，完全按照作家自己的想象和构思去设置。由于它的客观性，报告文学的故事与人物有时是丰富的，有时是零碎的，有时是断断续续的精彩，有时是弯弯曲曲的延续。它的材料和人物故事，也许早就暴露在历史的地面上，已经给晒枯了；有时可能深埋在地底下，根本没有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一个作家去写一部报告文学，如果不努力地去发掘和采访，调查与发现，你可能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流了那么多汗水，花了许多心血和路费，最终却一无所获。你也许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兴致勃勃，但最后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人、这件事你根本不能去碰，不能去写，你再沮丧也没有用，你再悲愤也是白搭。这就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难点所在，也是许多人不愿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因所在。

　　其三，报告文学的故事和人物不可能像小说那么完美和现成。小说可以按照作家自己的想象去让笔下的人物变得精彩，故事组合得尽善尽美，然而报告文学不行。但你既然要写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你期待它是优秀作品，你就必须把那些现实生活中可能早已被历史和时间遗忘的东西重新捡起来，用自己理性的抹布，将掩盖在事件和人物身上的历史尘埃擦干净，然后再用自己带着炽热的情感甚至是泪水加汗水，将其高高地托起，让其闪耀光芒。这就是报告文学的难处，也使得报告文学有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那些敢于为之付出心血的人，他们有正义感、有良心、有爱心，怀着使命，乐意去关注那些边缘的、被历史和现实早已遗忘的人和事。薛媛媛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一件值得敬重和赞美的事。她是一个小说家，她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喝着咖啡，悠哉地写小说，去冲刺鲁迅文学奖，甚至是茅盾文学奖。

　　第四，报告文学写作还有一个难度是，你很辛苦，像一只不知劳累的蜜蜂一样，写成一部作品后，你还有一件无法避开的事，就是接受时间和历史的“审查”，接受读者和市场的“审查”，这是报告文学必须履行的一道无法避开的手续。因为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报道，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不像写一篇普通的新闻，一天过去了可能就是旧闻，好不好没人管你。但报告文学作品不行，它是文学作品，它必须接受像虚构的、想象的甚至是编造出来的离奇小说一样，接受广大读者和市场的考验。在我看来，这是报告文学比其他文学种类更难写作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现在不少人认为，报告文学写作，不就是写写表扬稿嘛，不就是一些广告宣传品嘛！错了，真正的报告文学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老实说，我在前面粗略地点了这四个难处，恐怕有人一听就再不敢去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了。更何况，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和难点，何止这几个。莫名其妙地有人跟你打官司，莫名其妙地说你得到了主人公的什么好处，莫名其妙地说你什么时候成了吹鼓手。这些还都是小事，更有甚者，你可能莫名其妙地因为写一个人，写一个事，会弄得你一生不得安宁。这就是报告文学。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向薛媛媛致敬，因为她从一名优秀的小说家跑出来，站到了报告文学的队伍里来了。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非常兴奋，并热烈地欢迎她到报告文学队伍中来。

　　这部《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至少它使我了解了什么是橡胶，中国的橡胶是怎么来的，中国还有一批为橡胶事业献身的人。在今天看来，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功绩似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然而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性贡献，毫无疑问应该不被遗忘，这些人将永远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红色记忆。这是薛媛媛用几年心血跑出来的成果，也是文学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特定群体的标志，作品里的许多故事和人物给了我精神上的巨大震撼，特别是这些人物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发扬。　　(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