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

　　●“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

　　●“为了让小朋友和儿童文学作家多看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译啊译，译得越多越好！”

　　●“我生下来就该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 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评委们也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向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表达心中由衷的敬意。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从翻译第一篇作品开始，他手中的笔就从未停歇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 《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 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而任溶溶从事这一事业已经60多年，任溶溶说：“我生下来就该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

　　2013年春节，我曾致电老人，想请他说一点新春寄语，老人说：“我今年九十了，什么都不想了，惦记的惟有儿童文学。我希望儿童文学好。”

　　“快乐法则”照亮天地大美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任溶溶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出自己名字的秘密——任溶溶这个名字，是他跟 女儿借来的。在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之初，他经常需要用到很多笔名，那时恰逢女儿出生，喜不自禁的任溶溶索性将女儿的名字拿来我用，随着署名任溶溶的儿童文 学作品越来越多，任溶溶也成为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

　　其实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1927年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在广东一待就是10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岭南度过，直到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

　　任溶溶从小就是个电影迷，“不但是个电影迷，而且是个电影说明书迷”，收集了很多电影说明书。到后来觉得不过瘾，干脆自己创作起电影说明书来。 从主要人物到情节设置，从故事大纲到人物台词，小任溶溶写得有模有样。到后来这些自己写出来的电影说明书，竟然贴满了一面墙。虽然读者不多，但这大概算是 他最早的创作了吧。除了写电影说明书，任溶溶还画连环画，甚至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写过《济公传》的续集，并像模像样地投给报馆，虽然最后石沉大海，但是 这样的尝试让任溶溶收获到创作的快乐。孩童的游戏里常常蕴藏着才能的种子，也孕育着创作的萌芽。

　　童年是一个作家重要的创作母题，同时也是作家汲取灵感的不竭源泉，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童年的经历 就显得更为重要。童话大师林格伦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她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任溶溶也曾说过：“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 小时候的自己。”“为孩子写作首先当然应该熟悉孩子，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想法。怎么熟悉孩子呢？就要和孩子交朋友，跟家里的孩子交朋友， 跟周围的孩子交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成为他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文学宝库。

　　追溯起来，任溶溶真正与儿童文学结缘其实有些偶然。大学毕业后，他的一个同学在儿童书局编儿童杂志，知道他懂翻译，于是把他拉来翻译一些国外的儿童文学。任溶溶立即被这种好玩的文学以及书中丰富多彩的插图迷住了，作品一篇接着一篇翻，从此一发不可收。

　　但其实任溶溶与儿童文学的结合实属必然，一旦相遇，终生不弃，风雨几十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儿童文学。甚至在10年浩劫的时候，任溶溶也舍不得 放下他心爱的儿童文学。1968年，任溶溶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夏克”而受到批判，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虽然身陷逆境，任溶溶在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打倒，依然 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为了能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他早就准 备好意大利文的教科书和字典，只是一直抽不出时间学习。到了“文革”，被赶入牛棚，正好有大把的时间，于是他重又把学习意大利语的书籍捡起来开始自学。他 还买了本意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学得津津有味，并在写“交代”和“检查”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意语单词和文法规则。“文革”10年，他不仅学习了意大利文，还 自学了日文。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

　　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我猜想当现实的遭遇来临时，任溶溶就会躲到自己的童话中去。儿童文学成为他的快乐源 泉，也成为他躲避世间纷扰的避难所。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这种“童化”将世俗功利化的人生，变成一种审 美化的人生，从艰难困苦中寻出美来，寻出趣味来，永远乐观，永远积极。任溶溶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中，摸索出自己的“快乐法则”，使他在波诡云谲的际遇变 化中，总是能窥见人生的真和善，能领略这天地的大美。在任溶溶那里，世界被简化为一篇童话，当你简单了，这世界也随之简单。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当我向老人询问这句话的含义时，他并没有多解释，只是说，“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

　　儿童文学的“盗火者”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他一生孜孜不倦，翻译了 大量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将国外儿童文学中闪亮耀眼的火种，带给中国的小朋友和儿童文学工作者，惠泽深广。评论家刘绪源说，任溶溶和他所翻译的那些国外作 家一起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在众多的翻译作品中，任溶溶将《黏土做的土豆片》列为自己的翻译处女作。这是一篇土耳其的儿童小说，任溶溶将它从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国际文 学》转译过来，发表在《新文学》杂志上，署名“易蓝”。之后被同学拉去翻译儿童文学，正式开启了他的翻译之路。在书店迪士尼的图书前，他像进入了一个五光 十色的童话世界，被深深地吸引，那些生动的图片和精彩的故事，让天性幽默，充满童趣的任溶溶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也产生了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迫切。

　　在翻译了很多欧美儿童文学之后，从1949年到1962年，任溶溶迎来自己长达10多年的第一个译作高产期。时代出版社的约稿，为任溶溶打开另 一扇窗户，得以窥见苏联文学的魅力。于是他从欧美儿童文学转而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他勤奋翻译，成绩惊人。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 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多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从1949年到1962年任溶溶翻 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共68本。在这些译作中很多作品都成为传唱不衰的文学经典，他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讲述了古丽雅英雄光辉的一生，她那自强不息，奋斗拼 搏的精神在中国的青年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受到热烈欢迎，一时成为畅销书，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于儿童诗任溶溶一直情有独钟，在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的儿童诗。如马尔夏克的《给小朋友的诗》《小房子》，普希金、米哈尔科夫、马雅可夫 斯基的儿童诗集以及阿·巴尔托的《快乐的小诗》等等。这些苏联诗人的儿童诗篇幅短小，节奏欢快，构思新奇，童趣盎然，正好契合任溶溶对于儿童文学的喜好和 品味，常常使他翻译起来觉得得心应手。而同时这些儿童诗的翻译也着实给任溶溶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在将原作的内容翻译过来的同时，又要 结合汉语的特点，尽量将诗歌的形式美也翻译过来。这就考验着译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功力，正是在对这些儿童诗的翻译中，任溶溶逐渐摸索出很多儿童诗的创作规 律，也积累了很多技巧和经验，为他日后的儿童诗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之后，任溶溶带着自学的语言以及对儿童文学的渴望迫不及待地投入翻译工作，陆续翻译出《假话国历险记》《洋葱头历险记》等国外经典童 话，并且把从小热爱的《木偶奇遇记》从意大利文译成了中文，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代表作，曾被翻译成200多种语 言，匹诺曹的形象为全世界小朋友所熟知。在此之前，中国也出版过数十个中译本，但大都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任溶溶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是国内直接从意大利文 翻译的惟一中文译本，流传最广，也成为任溶溶最为满意的译本之一。

　　20世界80年代初，任溶溶开始有意识地将安徒生奖获得者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经他的介绍，林格伦、凯斯特纳、德琼、杨松、克吕斯、罗大 里、格里珀等安徒生奖的得主逐渐被中国的读者了解和熟知。尤其是对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 来深刻的影响。

　　林格伦是瑞典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她笔下塑造了一批活泼调皮，无拘无束的“小坏蛋”，而这样的文学形象在之前的中国儿童文学里几乎找不到。 1980年，任溶溶将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翻译到中国，深受读者喜欢。之后任溶溶又翻译了林格伦的长篇童话经典——《长袜子皮皮》。这部童话的主角皮 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 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

　　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正如刘 绪源所言：“渴望母爱与家庭(乃至社会)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 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林格伦的作品风格也与任溶溶“热闹派童话”的主张不谋而合。任溶溶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童话分为抒情派和热闹派两派，并引发了当时儿童文学界的 一场争论，在争论的同时，儿童文学一直欠缺的轻松幽默和游戏精神也深入人心，由此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时代。这样的文学主张，上承张天翼，下启当下 很多相似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见证。

　　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都出自任溶溶的翻译，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和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这样孜孜不倦而又意义非凡的翻译工作持续了 任溶溶的一生，甚至年过80，任溶溶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2004年，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任溶溶翻译的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 并获得丹麦官方授权。这套《安徒生童话全集》字数近百万，难以想象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是怎样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在我看来，这种辛勤的付出是源于一种爱，一种对儿童文学，对孩子们的深沉的爱。任溶溶说：“为了让小朋友和儿童文学作家多看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译啊译，译得越多越好！”正是这种对于儿童文学的爱和使命感让他保持着如此惊人的精力和不竭的创造力！

　　“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

　　从翻译开始，任溶溶很自然地走上了自己创作的道路。长期翻译外国文学的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学到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技巧，平时与孩子们的 共同相处，又让他攒了一肚子的故事要讲，于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他开始拿起笔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溶溶常到孩子们的集会上去讲故事，“外国故事 讲腻了，很想针对孩子们的情况讲点别的什么”，由此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是任溶溶的试水之作，在这个儿童故事里，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是故事设置的悬念，而原因则是三个孩子之间的争吵，故事最后 落脚在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上。这样一个构思巧妙，颇具新意的故事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却招致批评，理由是这样随意不去开会的妈妈和调皮爱吵架的孩子的形象， 在新中国都不具代表性。这样的批评让初尝创作的任溶溶颇受打击，从此偃旗息鼓，在此后的三年里都没有再写过儿童故事。

　　不再写故事的任溶溶却并没有闲着，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 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这些故事都跟孩子们的生活有关，并且包含了他对孩子们的教导和希望， 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文学创作的快乐在这种为孩子讲故事的形式中获得补偿，在这种同小朋友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中，那些构思出来的故事也获得检验和反馈。

　　1956年1月，《少年文艺》的编辑向任溶溶约稿，希望他能为孩子们创作一篇童话。稿催得很急，任溶溶来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馆，要来一杯咖 啡，然后铺开稿纸，奋笔疾书。随着钢笔刷刷地书写，“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个孩子的形象逐渐在稿纸上鲜活起来，这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对于任溶溶来说 早已成竹在胸，他埋头书写，毫无障碍，于是这篇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半小时内一挥而就。

　　这篇童话创作时间之短同它长远的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比。“没头脑”和“不高兴”带给几代人欢笑，也教育几代人成长，正是在这篇童话中，很多孩子 在欢笑的同时学会反观自身，改正缺点。它塑造的人物是那么形象，它指出的问题又那么典型，时至今日，这篇童话依然被孩子们喜爱，并获得共鸣。

　　在这之后，任溶溶又创作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同样获得成功，与《没头脑和不高兴》堪称姐妹篇。这两篇童话风格较为相似，任溶溶通常会构置 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 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在任溶溶翻译苏联儿童诗的过程中，他产生过很多创意和构思，他将这些灵感记在小本子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任溶溶对比罗大里的原作和马尔夏克的 译作发现，译作并不比原作的艺术水准低，甚至还有超越。从某种程度上，译作简直就是在母语基础上的重新创作。这印证了他的一些猜想，并给他带来创作上的自 信。他原本打算在40岁以后开始儿童诗创作，但是中苏关系交恶，使他面临无作品可译的困难，于是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

　　从1962年到1965年，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 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 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翻检任溶溶这些儿童诗篇，可以发现，这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诗作，如果没有一颗童心，没有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是断然写不出来的。任溶溶儿童诗的 灵感大多来自生活，来自对身边孩子们的观察。根据他的经验，“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 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例如《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使用 尽量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儿童诗是任溶溶最钟爱的文体，也为之投入最大，直到现在任溶溶仍然在进行儿童诗创作，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去年出版的《我成了个隐身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这让广大喜爱他的读者依然对老先生的精彩诗作充满期待。

　　任溶溶一生与孩子们打交道，为他们写故事，永远怀揣一颗“长不大”的童心，在作品后面永远藏着一张孩童般的笑脸。而与此同时，他又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任溶溶常说，能从事儿童文学，实在是他的幸运。但我想，中国的儿童文学能有任溶溶，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