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无限量印刷使作者处境非常困惑”

　　“无限量印刷使作者处境非常困惑” 王安忆：当下文学价值由谁判断

　　“在这么一个时代，文字和书写都变得那么广泛、容易掌握，印刷也广泛而快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读书？谁来判断我的书更有价值？是由我个人来宣讲？还是由媒体来造势？”

　　日前，著名作家王安忆在香港书展以“当文学遇到书”为题，提出“当下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王安忆的语言非常直接：“当文学遇到书，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但是慢慢地就走到了今天，写字已经那么普遍了，我们怎么保证文字的神圣性，保证叙述的神圣性，保证文学的价值。”

　　书进入“卖比写还重要”时代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新书《偶发空缺》的发行，在王安忆看来不是卖书，而像是变魔术。

　　“要求(所有)买了版权的出版社在同一天把书发出来，之前不能泄露，译者们都是秘密地翻译。我们上海也有一家出版商买了版权，有两名译者，译者一定要到伦敦，在他们的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奇迹发生，就像看魔术的黑匣子里能变出什么东西来。现在对一本书来说，卖比写还重要。”

　　回顾自己初涉文坛的1980年代，王安忆说，那时的文学市场还不发达，判断写作价值的工作主要由文学批评进行。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市场进一步发展，读者成为文学价值的判断者；读者对文学的选择通过书籍的印量反映出来，这种市场反馈还是“正常”和“自然”的。但到了第三个阶段，媒体的介入让王安忆感到“这个阶段就有点可疑了”，她说，一旦媒体能够影响书籍市场的时候，你反馈上来的印量也许就不那么真实，不能真的说明问题，甚至使人误入歧途。

　　网络点击率带来更多迷茫

　　如今的文化生态发生变化，很多作家的作品已率先在电子平台上发布，王安忆说她还是更希望自己的作品首先成为一本书。“当你一页页看书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已经很虚无了，要靠想象去重建的，而在电脑上看，是更加虚无的。所以我觉得书籍还是要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的读者通过点击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好，同时网络作家需要通过足够高的点击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对此，王安忆认为，通过点击率的直接表达，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从默契而隐蔽的“知己”关系变成了面对面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是否更有益于文学价值的判断，王安忆说她很怀疑。甚至，“有的时候，当读者很喜欢你的时候，他可能喜欢的正好是作者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这当然有些尴尬。

　　“我们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愿望很简单，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我有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经验想要分享，当然不只是分享，也需要一种价值。我也要不断提高我的价值。现在变成了我要知道你要什么，而不是我能给你什么。当印刷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无节制、无限制，在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进行流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非常困惑。我非常庆幸我作为一个作者，已经比较成熟，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的出书不太会受到出版商的为难，我的日子还好。那么当一个年轻的作者，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他的日子会怎么样？)——我都怀疑一个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热爱文学，因为文学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情。”再往下想，更复杂也更让人绝望了。

　　为流行而制造“文学符号”

　　王安忆还提出，当下，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符号”成为判定文学作品能否成功、流行的重要标准，比如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女性的问题、领养——这涉及身份的证明、畸形的恋爱等。这其实也是在通过“暗示”方式将读者的喜好传达给作者的，推动作者写出读者喜欢的作品。

　　王安忆说，她并不是对“暗示”持全然的否定态度，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大家热衷的话题，都有思想和情感的集中表达，只是并非每个时代都像现在这样立刻地总结出这个符号”。她特别提到了一个文学经纪人对一位作家的意大利游记书稿所提的意见：“你已经写了6页了，怎么还没写到‘吃’？意大利的吃你怎能不写呢？”结果，当这本书改完，作家的朋友看过后说很像一本食谱。

　　在回应有关电影《小时代》的问题时，王安忆同样表达了自己对“流行”价值的看法。她认为不仅是《小时代》，很多散文、小说都会饶有趣味地谈论各式品牌，并以此辨别人的身份和职业。这种文学对于物质化生活的正面表达是前所未有的。在王安忆看来，“这种现象将来会被文学史注意到”。但在当下，很难清楚地判断《小时代》这样的文学作品层次是高是低，王安忆说：“清晰从来不是文学的要求，文学本身就是模糊的，我不要求清晰，但是对不同时代的人，我所持的观点就是，你们别想来改变我，我也不会想来改变你们。” 本报实习生 李凯旋 刘剑 首席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