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要贴着人物的性格来写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横山书院联合主办的2013年度“多闻多思学术公益讲座”日前在京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作家莫言。在主持人白岩松的提问下，莫言就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作家的自我定位、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此，莫言表示，现代文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当代文学也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差。现代文学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和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当代作家都从现代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很多是现代文学中的课题的延续，他们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方式很多都借鉴了现代作家的探索成果。因此，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当做对立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并不科学。

　　谈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莫言希望文学批评“要有善意”、“要以文本为依据”。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尖刻地批评过别人的作品，后来他对此进行了反思——“过分尖刻的批评会让人感觉充满了恶意”。批评的目的应该是希望作家能够把作品改好，因此批评家应该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作品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些逞口舌之快、尖酸刻薄的批评，也许会起到哗众取宠的效果，也可能赢得很多的掌声，但是不会有好的效果，也不会让受批评者心服口服。另外，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要立足于文本。

　　关于文艺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莫言认为，当大家都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时候，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是有必要的。但因此认为只要具备了民族性就必然具有世界性，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只有作品具备了世界性，才有可能把民族性带出去。”当我们的作品反映了普遍的人性，抒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才有可能感染外国读者。当然，文学作品也必须有民族性，因为“每个作家都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之中，我们所听到、看到的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当作家把感受最深切的东西描述出来，就必然带有中国的特征”。

　　谈及自己的写作，莫言称自己一直“作为人民在写作”。他说，作家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要真正和他们贴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代表人民的心声。但是，作家在写作之初就想着通过作品来反映这个广阔的时代，这是不自量力。”他认为，写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作家应从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感受最真切的、最有把握的那部分生活。这样的写作把握不好会陷入个人的“小痛小痒”、“小恩小怨”，没有人民意识、时代意识。但如果作家的痛苦和整个时代的痛苦恰好同步，那么他从表现自我出发的作品就可能带有普遍性、人民性。

　　人物被认为是小说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莫言提到，小说“要盯着人来写，贴着人的性格来写”。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要借助人物表现思想，自己跳出来在作品中议论是比较笨拙的。谈及小说如何反映现实，莫言表示，当下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但无论多么尖锐的事件和现象，只有经过了文学化的处理才能够写到小说中。写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人物，那些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只是“写人的背景”，因此作家所描写的事件应该符合人物性格本身的发展逻辑。

　　很多读者都好奇，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是否写了什么新的作品。莫言说：“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我没有写小说，也没有写剧本，只写了一些很小的文章。我也很焦虑，老想赶快坐下来写。”但是，由于各种事情，他“赶快坐下来写作”的愿望迟迟没有实现。对于将来的写作，莫言表示不会因为获得“诺奖”而背上包袱。“我要忘掉过去的荣誉，写作的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要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还要有胆量，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